混濁江面上漂浮著的菜葉和碎木正隨著江水浮浮沉沉。
此時江心正駛過一艘木殼雙桅帆船。
茶褐色的風帆上打著不少補丁，卻很是挺括、正鼓脹著頂風穿過江心。
伴隨著悠長的汽笛悶響，“吉和快輪”正緩緩靠岸。
碼頭上等候的人群和站在船艙欄杆後的旅客都在相互招手。許是久別重逢，船上船下的人群表情都十分豐富。
隨著水手丟擲的纜繩掛在纜繩柱上，鏽跡斑斑的客輪在發出一聲悶響後靠上了十六鋪碼頭。
直到旅客下的差不多了，蒲素才從三等艙室裡出來提著箱子走下舷梯。
出於謹慎他沒讓上海這邊派人來接，寧願自己安排落腳地點。
“吉和快輪”說是快輪，從重慶開到上海也用了整整十天。
上船沒多久他就覺得被盯上了。
雖然可能是自己反應過度、那兩個受過跟蹤訓練的特工也許不是衝著自己來的，蒲素也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開船後的幾天裡他先是足不出艙，裝作暈船只躺在逼仄的艙室鋪位上看書，三餐飲食都讓侍應送進艙室。
直到第四天，清晨和傍晚他才會去甲板上散步。
然後他才開始正常去餐室進餐，只點一份最簡單的素菜配碗米飯。大多時候就只是一碗陽春麵，這種標準符合他上船時的掩護身份。
而那兩個一度讓他感覺不對的身影卻再也沒有出現。
拎著藤條編旅行箱，蒲素隨著人群走出了碼頭。
前方就是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勝利女神雕像高高聳立在外灘。
只不過僅僅相隔數百米，十六鋪這裡卻充斥著絕望的流民和兇戾地痞。加上迎來送往的旅客，哪怕重慶朝天門碼頭也比這裡有秩序的多。
僅僅上海—重慶這一條航線就有13條中轉船開航，碼頭一帶混亂異常。
人流擁擠的出口兩邊都是候客的黃包車夫，正賣力朝著下船的旅客招攬著生意。
出口處有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牽著狼狗虎視眈眈看著人流，不時有旅客被幾個漢奸從人群里拉出來搜身。
蒲素面無表情拎著箱子順利透過。
穿過小東門他朝著西邊走走停停，不時表現出吃力的樣子放下旅行箱。臉上露出正在努力辨認方位的猶豫表情、左顧右盼，一副初來乍到的外地人模樣。
“難道那兩個特務已經從宜昌或者南京下船了？”
心裡雖然這麼想，一貫的謹慎讓他繼續越過馬路走進一條弄堂。
穿過這條叫做老太平弄的巷子，蒲素跳上了一輛有軌電車，上車後就拎著箱子一直站在車尾。至今為止他還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
電車到了法大路時他從車尾下車，然後拿出地圖裝作找地方。當折起地圖揣進口袋後他比較滿意，沒發現先前車裡有人跟著自己下來。
接著他加快了步速走到街角，和拉活的黃包車夫說要去靜安寺。只是車子剛到赫德路口他就拎著箱子下車付了車錢，鑽進路邊一家蘇幫麵館叫了一碗鱔絲面。
二十分鍾後從麵館出來的蒲素再次上了一輛黃包車到了霞飛路，隨後在老大昌下了車。
實際上他的目的地是兩個路口之外的“大東旅館”。
現在局勢愈發緊張，而他此行的任務也非常重要。
蒲素認為任何防範措施都不是多餘。
……
一九四零年，上海。
三月五日，春寒料峭。
位於亞洲大陸東岸，長江三角洲前緣的上海氣候並不溫和。大東旅館門前一張舊報紙被西北風吹的高高飄起，在半空中發出簌拉拉地聲響。
從門房手裡接過鑰匙進了二樓房間。蒲素放下藤條箱走到窗前，側身在窗簾後觀察了一會後便拉上窗簾。又回到門口駐足停留了幾秒，然後才輕輕拴上插銷。
接著他將藤條箱放在床上。脫下了厚厚的陰丹士林布棉袍，肩膀上露出一條牛皮肩掛槍帶，兩邊腋下各塞著一支短槍。
脫下的棉袍被他拿在手裡，找準了線腳用力一扯。“刺啦”一聲輕響後夾裡裂開，散落出十來張大大小小的紙片。他仔細地把那些紙片歸攏後又核對了一遍。
上船以後每晚都是和衣而睡。而藤條箱則一直墊在枕邊，走到哪都從不離手。
收拾好檔案後他坐到床沿彎腰撩起褲腿，將固定在小腿上的另一只瓦爾特P38手槍收起，塞在了枕頭位置的床墊下面。
直到此時他才在藤條箱箱口處小心摸索一番開啟箱蓋。從裡面一根鋼線上摘下絆索，取出一枚德制M24型手榴彈。
箱子裡摺疊整齊的衣服上壓著一本陝西味經處出刊的《天演論》，卷腳油印處印著——【嚴復翻譯】、【赫胥黎著】。
取出這本線裝書後蒲素開始整理箱子裡的物品。
帶來的東西稍晚一些都要送出去。旅館人多眼雜，在這邊臨時落腳不過是下船後的一個必要防護性過渡。
……
時不過六點，天色卻已似入夜，只是霞飛路上的白熾電燈還沒有開啟。
風勢比下午還大，走出旅館的蒲素緊了緊風衣束帶後豎起了衣領。
此時的他穿著三件套粗花呢西裝，外面一件英國風衣。腳下一雙皮鞋擦的鋥亮，頭上戴著一頂呢絨禮帽，手裡還拎著一隻咖色牛皮公文包，儼然一副洋行買辦的派頭。
其實蒲素就出生在上海，少年時期就隨家人移居了國外。雖然已經離開近20年，卻依然可以說出一口流利的滬語方言，這或許也是組織派他現在來上海的原因之一。
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和即將見面的聯絡人關係。
蒲素少時就讀法國里昂大學，十幾歲時在那裡第一次接觸到了進步思想。當時學校組織了幾個包括“工學世界社“、“勤工儉學會“等進步團體。
從里昂畢業之後，蒲素已經無心向學。情知以眼下之國情民生，加上日本人虎視眈眈，在腐敗的國民政府統治下僅靠實業根本無法救國。
沒過多久，透過組織考察的蒲素就直接從法國被派遣到莫斯科“澳斯托茲那雅特工學校”進行學習。
這所學校實際上是蘇聯秘密機關“契卡”的培訓中心。蒲素在那裡進行了長達三年的系統學習，主要訓練科目就是政治軍事和情報特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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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當他從“契卡”結業時並沒有被派回國內。因為結業成績出色，蒲素奉命和其他幾名同志一起駐留在莫斯科中共聯絡處、負責培訓後續從國內選派的黨內特工。
之前叛變的特科負責人顧正章同樣也在契卡接受過培訓。只是在莫斯科的時間很短，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也僅僅只是接受了政治保衛的相關培訓。
顧正章先他一步，蒲素去莫斯科的時候他已經結業回國。只聽說這位老同志本領了得，在不長的時間裡便掌握了不少特工技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深得器重的他開始協助領導中央特科並兼任紅隊的負責人。
此人叛變以後給我黨帶來的損失極大。由於其掌握大量我黨核心機密，致使地下黨組織遭受巨大的破壞，多名地下黨員遇害。
1935年5月，蒲素在組織派遣下從莫斯科返回國內，準備執行鋤奸任務。
只不過還沒等他到達，顧正章卻已經被國民政府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隨後蒲素根據組織安排輾轉各個革命根據地，繼續開展培訓特工人員的工作。
直到這次接受任務潛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