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的時候，咸亨洋行跑路，自嘉永三年（1850年）開始與幕府進行的密貿易由此中止。

因為之前毫無預兆，所以幕府中樞聞訊後異常震驚。

經過勘定所、長崎奉行所和目付所共同努力，在折騰了約一個半月後，這才發現此事早有徵兆：

第一，咸亨洋行的人員早就開始撤離，但幕府居然遲鈍地對此毫無警惕。

於嘉永七年（1854年）成立的對馬水軍傳習所中，本來有八名西洋水軍教授，都來自咸亨洋行。但安政四年（1857年），幕府在江戶開辦築地軍艦教授所，裁撤對馬水軍傳習所，這八名洋人就離開扶桑了。

同時，本來韭山鍊鐵所還有一些西洋技工，也是咸亨洋行提供的，但後來也都走了，時間同樣在安政四年。

至於經商的人員，因為咸亨洋行做的是密貿易，因此採購、銷售都委託給長崎奉行所，只在對馬島有3個常駐人員。可這些人這次也以探親的名義一起隨商船溜了。

現在看，一個人都不留，當然是極其可疑。

可之前兩邊親密無間、如膠如漆，誰能想到咸亨洋行突然撤走呢？對此，幕府嚴加懲處了監管的人員，可依然與事無補。

另一個徵兆就是雙方交易商品種類的變化。

本來，咸亨洋行在輸入書籍、報刊、機械、軍械之餘，也會輸入一些布匹和其它蘭物。但自從安政二年（1855年）開始“以扶桑金易海外銀”後，這些普通貨物的份額就逐步降低。

按理說，交易額下降是貿易中斷的明顯徵兆，可因為雙方金銀兌換的數目逐年增加，居然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因為表面看貿易額是上升的。

其實，也不是沒有人提前察覺危險。

小慄忠順在長崎奉行任上時，鑑於咸亨洋行的重要性，他就曾向江戶提出過多次建白：

“自安政元年簽署三國和親約定以來，西洋船往來日多，因行隱秘事，鹹亨船往來長崎多有不便。請另擇新瀉或它地為隱港，以防不測。”

其實，小慄已經發現了咸亨洋行中斷貿易的一個理由，那就是往來不便。

自1854年扶桑與米人、英吉利、蘭國簽署了和親約定後，到扶桑特別是長崎港的西洋船隻日漸增多，這給咸亨洋行造成了很多不便。

要知道，當時簽訂的只是避難港、補給港的內容，名義上能和扶桑通商的還是只有蘭國一家。因此，咸亨洋行做的密貿易，雖然交易物件是幕府，但也得偷偷摸摸地，不然蘭國抗議是小事，如果惹的其它西洋諸國以此為藉口要求通商，那就麻煩大了。

原本也不是沒有遮眼法，開始時咸亨洋行打的是唐人旗號，但現在西洋船多了，萬一兵船將其堵在港口裡，那不就真相大白於天下了麼。

說實話，蘭國商館當時還真動了這方面的心思，就算自己不動手，但可以通知米人、英人啊，干係自然可以摘除得幹幹靜靜。但考慮再三，鑑於其在扶桑的利益不小，最終蘭人還是沒有輕舉妄動——雖然有人和自己搶生意，但如果打掉這個弱的，然後召來一群餓狼和自己搶食，好像犯不上啊。

小慄第一次相關上書是嘉永七年（1854年）夏季，當時與咸亨洋行的密貿易地點已經轉到了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無事身非！”

幕府覺得對馬島已經足夠隱秘和安全了，因此小慄的上書沒有得到回應。

其實，小慄是一片忠心，這通商就是財路，作為長崎奉行，他建議換地交易，這就是把金銀往外推啊。

但奈何別人不怎麼看啊。

他的上奏寫啥都行，可萬萬不應該提及“新瀉”這個地方：

首先，新瀉港附近有個幕府的心頭肉——佐渡金山。作為扶桑當時最大的金銀產地，佐渡島就是幕府的命脈，誰碰誰死。這把咸亨洋行放到新瀉去，萬一召來其它西洋餓狼怎麼辦？

再一個，小慄忠順的老爹忠高，曾經擔任佐渡奉行多年，這換地對別人是捨棄一條財路，對小慄而言，這不是從碗裡挪到鍋裡去了麼？

長崎奉行有兩個，因

此另一位長崎奉行對這個建議激烈反對：

“鐵桶一般的長崎不說，芋崎也不為外人所知，哪裡用的著換地！

真擔心的話，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選一個做交易地好了。”

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對馬島辣麼大，又是海上交通要衝，怎麼能算是“不為外人所知”；而長崎附近的荒島確實很多，可要是能做交易地，那幕府這些年早幹嘛去了？

再說了，日後西洋諸國壓迫扶桑開港，提出的地點一共是五港兩都，也就是七個港口。這些地方依次為長崎、箱館、神奈川、兵庫、新瀉和江戶、大坂，從隱秘看，也就是新瀉是可選的轉移之地——其它地方要麼太繁華不利於保密，要麼就是西洋船眾多。

因此，小慄忠順真是出於一片公心。

但奈何他說了不算啊！這些年來，咸亨洋行主動請求了多次，小慄忠順也屢次上書，但這交易地還是一直沒改，就固定在對馬群島的芋崎港。

等安政五年（1858年），小慄卸任長崎奉行役職後，咸亨洋行也認命了。

但交易地在對馬島芋崎港，這可把咸亨洋行坑苦了：

雖然是米人海商，但奈何扶桑和米人還沒正式通商呢，這撇下同伴吃獨食是犯了大忌！

而且，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向扶桑這樣的非西洋國度輸入先進軍械、機器和技術，那可是猶大一樣的行為，真被抓到，就算不被當眾吊死，那也是群起攻之、身敗名裂的下場。

就為這，咸亨洋行於1855年換皮為四海洋行，而且怕洩密沒敢通知幕府。

同時為了建立防火牆，同年還成立了松江匯理洋行，徹底將直秀一系的海外力量分割為明暗兩處。

但就算這樣，事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變化。

安政二年（1855年），對馬水軍傳習所裡有西洋教授的訊息走漏。

也不知道米、英兩國水軍是怎麼知道的，反正開始偶爾有船在對馬島附近海域堵咸亨洋行的船——但萬幸，這兩家沒有和幕府正式撕破臉，所以上島硬抓人的倒黴事到底是沒有發生。

咸亨洋行一開始就用的是蒸汽風帆混合動力商船，機動靈活不說，還特意為提升速度做了改造，因此，雖然被發現了幾次，但都順利逃脫了——其實是不是特意來抓自己的，咸亨洋行也不確認，反正見面就跑總是沒錯。

後來，為了保命，咸亨洋行開始了表演——換船名不說，冒充其它國度的商船是常規操作，行蹤也開始詭秘，不再按季風規律來航。

等“以扶桑金易海外銀”的貿易額大了之後，所幸連普通貨物都不怎麼裝了，就一艘快船神出鬼沒，如幽靈一般。

到了安政五年（1858年），扶桑的外國船隻更多，這時咸亨洋行已經被逼的不行，甚至開始和長崎奉行所認真討論，“對馬島看起來也不靠譜了，長崎附近不是還有不少小島嗎，在哪裡交易行不行？”

但根據當年簽署的通商約定，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起，長崎、神奈川（橫濱）、箱館對外正式通商，所以幕府方面只是勸咸亨洋行以換皮應對——都正式通商了，你們改個名字不久可以大搖大擺出現了麼。

坑爹啊，站著說話不腰疼！

其實咸亨洋行一直做的都是殺頭的買賣，但對這份付出幕府不夠重視。

想想也是，這些年來扶桑天災人禍、內外交困，江戶大佬們又內鬥不止，哪裡有閒心關心這個——唯一重視此事的就是小慄忠順，但別人都認為他是得了天大的好處，所以不捨得放手而已。

上杆子不是買賣啊！

咸亨洋行賠本賣吆喝本來就不被理解，“不賺錢，甚至不賺大錢，你憑什麼這麼賣力？”

真說起來，這些年咸亨洋行還真沒少賺：

說是賠本賣吆喝，但遠洋貿易本是暴利，就算價格定的公道些，但不賺錢是不可能的。

加上，軍械等貨物都是出自自家在米國的產業，供給的價格非常有優勢，除了咸亨洋行自己，就沒有其它中間商掙差價，那能不賺錢麼！

而且，光“以金易銀”一

項，因為本錢是幕府掏的，咸亨洋行的毛利就達到了近60萬美金之多——摺合15萬天保小判金。

雖然咸亨洋行這個錢掙的不虧心，沒有鴻之舞金銀礦兜底，這些大的金銀兌換足以擊潰香江市場，但幕府方面不知道啊，只看到了好多一筆錢落入洋行的手中——再說了，金銀比價在海外是一比十五，可不是扶桑的一比五，這麼算就是掙了四十五萬金，搶也沒這麼快吧！

坑爹啊，哪有這麼反復計算的。

咸亨洋行掙的這筆錢是能多換不少銀子，可海外銀價低，幕府給的金子沒變，所以毛利還是近60萬美金——數學老師您多保重啊，世界非常需要你！

當然了，等咸亨洋行跑路後，幕府仔細翻賬本，這個普遍誤解終於消除了。

造成這個的原因就是咸亨洋行太懂事了。

因為每次交易時打點得十分周到，從給公方樣、江戶重臣到長崎、對馬的負責人、經手人，每次無一遺漏，還殷勤的很，難免被懷疑掙了金山銀海一樣的財富。

但幻覺是會消失的。

等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底咸亨洋行跑路後，幕府全面評估此事造成的影響，這才發覺，“本來是兩相得利的事，可能因自己一方自視過高，到了把事情搞砸了。”

當然，可以這麼想但不能這麼說，幕府中樞還是捏著鼻子“堅信”：

“既然咸亨洋行留書‘情勢所迫’，那肯定是遇到別的困難了。幕府這方面一直以來是沒問題的，其樂融融啊。

說不定日後人家去而復返，這生意不就繼續了麼。”

這種“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豁達，可不是每個人都有——勘定奉行小慄忠順就追悔莫及，覺得自己返回江戶奉公後，因公務繁忙導致對此關注不夠，為此他痛心疾首得很：

咸亨洋行對幕府的幫助太大了！

從風說書、及時通報海外訊息來說，比蘭國商館給力太多了。雖然幕府在和西洋諸國打交道時沒佔到便宜，但力不如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本就難免，沒有咸亨洋行結果肯定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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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從提供先進軍械開始，到後面幫助提高蘭學產業，這鍊鋼、鑄大筒、制鐵炮水雷，無一不是咸亨洋行鼎力相助的結果；

就算通商，也是價格公道從無欺瞞，不說之前與蘭國商館相比，就看今年六月開始的對外通商情況，簡直是物美價廉的典範；

而且，“以扶桑金易海外銀”這樣的大事，人家不聲不響地就辦了，西洋諸國在遠東的人居然毫無察覺，這實力，真是可怖可畏；

更重要的是，小慄忠順如今作為勘定奉行主持財政，這才發現，咸亨洋行之前提出的相關產業建設和對外貿易的見解，那真是明見萬里，對如今開國通商後的情形居然料得分毫不差。

因此，跑了咸亨洋行，是痛失一大臂助！

考慮到從西洋虎狼群中再也找不到相熟的面孔，一種孑然的感覺揮之不去。

咸亨洋行和箱館奉行崛直秀的關係匪淺——這點雖然直秀從未承認，但預設的態度是對自己擺出來的，所以小慄準備派人問問直秀，“這有啥委屈可以直說，咸亨洋行能不能回來啊？這次肯定不會再遭輕視了。”

但自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坦庵先生病逝後，不知不覺間，小慄忠順和崛直秀兩人的政見開始不盡相同，雖然情誼還在但彼此開始有了間隙。自己又不能去箱館，隨便派個人去吧，這種性命攸關的話題，恐怕直秀不會輕易涉及——可能連談都不會談。

真是愁死個人！

從和歷七月中旬一直拖到九月，這才讓小慄找到了機會:

幕府流放要犯到北地，又令六家大名助墾箱館，他趕緊找人運作心腹松前順豐當了使番，相信以松前的伶俐，一定能把這件事辦好！

但松前到了箱館，他也撓頭啊：

“這勘定奉行小慄豐後守說得不明不白的，好像是讓崛直秀勾搭得力的西洋商人。可再找個咸亨洋行這樣的，那有如此容易！

再說了，這可是破家滅門的罪過，沒有幕府的旨意，人家崛直秀肯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