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一輩子能拿出手的，也就這麼點戰績了。
這一戰，在韋寶看來，袁崇煥基本上屬於躺贏。
換誰去，誰都能躺贏。
寧遠城是孫承宗手裡加高加固的，一座城就是完全的軍事重鎮，全都是能打仗的，想攻堅很困難。
加上高第正在全面撤退，努爾哈赤一看這麼好的時機，怎麼能放過，得到了寧遠城，就等於得到了關外所有的地盤，錦州防線就得瞬間瓦解。
然後努爾哈赤就被明軍教育了一頓，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明軍守城還是有一套的，加上有大炮。
孫承宗現在已經回老家去了，高第本來就沒有什麼能力，基本上不懂軍事，之所以提出撤回關外所有兵馬，一方面這是早就有人提出來的。
另外這是魏忠賢授意的，否則高第也不敢這麼搞。
高第已經被韋寶慣壞了，成天在山海關吃喝，啥事不用操心。
現在朝中論戰的焦點自然在要不要撤回關外駐軍上。
閹黨支援撤回，但這種事不好明著說。
東林黨是閹黨支援的事情，歷來是反對的！
尤其不撤軍，甚至擴大對關外用兵，擴大關外的地盤，這些都是政治上的正確。
兩種焦點，反應在人事上，就是撤換薊遼經略高第。
高第在韋寶瞭解的是，就不是東林黨，也不是閹黨，是一個偏向於閹黨的中立派。
在原本的歷史中，高第被袁崇煥擠走之後，在崇禎朝，又得到了起復，還當了一段時間官，屬於被閹黨迫害的平反官員。
本來東林黨在被閹黨持續高壓政策打壓之後，已經沒有多少反擊能力了。
但韋寶與魏忠賢產生嫌隙這件事，給他們帶來了曙光。
現在韋寶是當朝紅人，大家都已經收到訊息，知道皇帝有意提拔韋寶為海防總督衙門總督！並且，大家也都知道了，開海貿，縮編和統一管理大明水師這兩項新政的始作俑者是韋寶。
這都說明韋寶在朝中的政治分量在急劇上升。
再加上英國公是韋寶的老丈人，有這麼強大的靠山，更增加韋寶的政治分量。
一個韋寶這樣的人與閹黨不是一路的，不管是不是投向東林黨，東林黨的人都會被鼓舞士氣，覺得閹黨不過如此。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晉商又開始蠢蠢欲動了。
晉商其實也屬於中立派，很難說有閹黨色彩，也很難說有東林黨色彩，商人唯利是圖，誰掌權，就偏向於誰，這一點與韋寶很像。
明朝時，晉商透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透過運輸軍糧獲得“鹽引”和銀兩。
山西商人以華北為地盤，進出於江南，與徽商相競爭，明清之際，勢力又伸張到四川。
晉商的興起，與明朝的北方邊防有關。
明朝為防蒙古入侵，在長城一線屯駐大軍，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給自足。
但當地土地貧瘠，收穫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糧食不足，而募兵逐漸增多，交通不便，軍餉成為重大問題。
明朝於是依賴華北各省的民運、或漕運，或採取奈米贖罪等方法。
其中開中法作用重大，召請商人把軍糧，米、麥、豆草等運到邊境，給予鹽，並在一定範圍內販賣。
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規模不大，開中法卻把全國大部份產鹽區的鹽額都納入其中。
開中商人兼營五穀和販鹽，獨佔鹽的販賣，獲取巨利。
永樂以後，商人在北邊自營屯田，或低價向農民購入穀物囤積。
開中法主要實行於山西和陝西，許多商人在此聚集進行商屯。
當地商人佔有地利，逐漸抬頭。
他們在黃土絕壁間，開鑿土窯，儲藏穀物，土窯乾燥，可儲存穀物數十年，而可以避過盜匪的劫掠。
山陝商人最善於利用這種地理條件來保貯糧食，借開中法積累資本，再經營金融業，擴充套件到江南一帶，經營綢綢與棉布買賣，販運到各地。
平陽府、澤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當地富商往往有數十萬兩資產。
他們往往一人出資，與同族同鄉合夥，稱為夥計。
夥計各自負責分擔各種營業，誓無私藏。
山西商人常與陝西商人合作，對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葉，北邊逐漸開拓，軍餉徵集較易，而且銀亦開始流通，除了開中納糧外，官員開始用銀買糧，開中法開始斷絕了與北方直接的經濟關係，改為在鹽產地納銀開中，朝廷把銀兩分給邊區。
於是徽商興起，與山西商人對峙。
由於山西南部有鹽池，賣鹽、取鹽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積大量資本，形成了晉商，故有“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明代中期，鹽業制度由“開中制”改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將鹽業經營權給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內地就可以拿錢買鹽，然後運到各地去賣。
徽商就是這個時期興起，漸漸超越了晉商，晉商的鹽業經營遇到了困難。
由於王崇古和張四維的努力，允許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國家與地區做貿易。
晉商的事業轉向對外貿易。
明代揚州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這便是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的明證。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優勢也依然沒有動搖。
明末後期，晉商大量走私糧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屬與火藥到後金政權；甚至包括後金入侵中原所需的軍事與戰略情報。
作為回報，後金政權則以人參、鹿茸、獸皮與從中原劫掠的貴重物品與之交換。
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範永鬥最為典型，透過與後金政權的交易，山西范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儼然為晉商之領袖。
據《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年，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客觀上，晉商的貿易行為，為滿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滿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擔當財政任務，在努爾哈赤時，已跟山西商人在撫順貿易，買賣人參、貂皮、珍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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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關後，任命晉商為內務府商人。
明末的八大晉商，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據說地窖裡藏了億兩白銀，這些商人加速了明朝滅亡。
跟他們比起來，京城的晉商大佬喬家喬廣進都算不了什麼，頂多算是除了晉商八大家之外，比較有實力的商家，在範永鬥面前，不過一條狗。
讓韋寶好奇的是，晉商這麼有錢，在原本的歷史中，直到明朝倒閉，農民軍也沒有動他們。
西北的闖王闖將等等幾百個強盜頭子，不可能不知道這幫晉商很有錢。
這些強盜無法無天，皇帝的親戚都敢殺，肯定不會在乎這些商人。
為什麼他們不搶這些商人，為什麼讓他們苟延殘喘到清初。
這一直是讓韋寶比較迷惑的地方，如果讓韋寶選擇農民軍政權發展，肯定第一個就辦了晉商。
根據韋寶分析，農民軍沒有辦晉商，估計還是實力不夠，辦不動。
首先，晉商與關外的滿清是有一定來往的，可能搶劫晉商會直接與滿清交惡，李自成面對明朝已經很吃力了，哪裡還敢搶晉商。
第二，晉商主要分佈在晉中地區，而太原作為九邊重鎮之一就在晉中。
李自成的流民軍如果進攻晉商可能導致太原，大同的大明精銳邊軍圍剿，得不償失。
晉商肯定勾結邊軍了，毋庸置疑，所以韋寶猜如果李自成劫掠晉商必然會與太原邊軍作戰。
第三，沒有必要。
明朝的財富主要還是在宗室與地主豪紳手裡的，搶宗室，劫掠鄉里已經能讓李自成吃的滿嘴流油了，哪裡用得著搶劫範永鬥那幫大富豪，用那麼大風險劫掠晉商。
這些晉商肯定自己也有一定的家丁武力用以自保，再與明軍和建奴勾結，實力就更加強大了。
至於晉商加速明朝滅亡，韋寶覺得，肯定有，不是主要原因。
韋寶一直認為明朝內部的問題才是最主要的問題，晉商不過倒賣了下物資而已。
如果在明初朱元璋時代，哪怕倒賣再多，大明又有何懼。
後世的商人賣給蒙古東西，肯定沒有人會認為這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所以，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原王朝在當時領先世界的生產力水平，只要內部團結，有強力的中央政府，十個滿清都不夠中原王朝打的。
明亡是多因素構成的，黨爭是其中一個，但韋寶覺得黨爭的責任不在於閹黨，也不在於東林。
提起黨爭，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兩夥以公謀私的利益集團不顧國家死活強行撕逼。
很少有人反思君主在黨爭中的作用和影響。
另外，一般人認為歷史上有名的黨爭都發生在朝野動盪階段，而且往往造成很壞的結果，而韋寶認為這是很典型的歸因錯誤。
其實黨爭幾乎貫穿中國的政治歷史當中，而只有造成很壞影響的黨爭才讓人銘記。
細究黨爭的本質，無非是兩夥或兩夥以上的利益共同體為了其小團體的核心利益進行博弈、鬥爭。
利益衝突，是黨爭的內在動機。
除了有名的例如唐朝牛李黨爭、北宋新舊黨爭、明代閹黨東林黨爭，撕逼程度之激烈為世人所熟知之外，其實兩漢外戚、宦官鬥爭，曹魏宗室與士族鬥爭等，也可算是影響巨大的黨爭事件，有些還延續了上百年。
即使在君權一家獨大之時，黨爭也只不過是從明爭變為暗鬥而已。
能否杜絕黨爭？
所謂人以群分，家世背景、地域、官宦歷程等已經不可避免地把官員強制進行了分類，是否形成黨只是史官一把嘴的文字遊戲而已。
有黨就必有爭，就算一黨獨大黨內也會細分流派，依然與黨爭無異。
黨爭與亡國並無必然聯系，某些時期黨爭反而促進封建王朝的發展，關鍵在於君主發揮的作用。
即使是一些公認的明君在位期間一樣要面對黨爭的考驗，例如李世民、朱棣、康熙等，但他們都比較好的化解了。
優秀的統治者，一定都是懂得政治平衡的藝術的，他們能在關鍵時刻能殺伐決斷，更能在各利益群體中尋找到最大公約數，最大程度的團結內部力量。
崇禎無疑可以歸為最差的統治者一類。
中原政權在與少數民族政權交戰還處於難分勝敗階段時，中原政權一方投降少數民族並反戈高級將領數目之多，崇禎朝無出其右。
在與農民起義軍作戰中開門投降守將之多，甚至京城三日城破者，只崇禎朝一家。
內部官僚體系離心離德到如此地步，與崇禎缺乏政治手腕很有關係，具體要從黨爭說起。
雖說萬曆、天啟明朝已有氣衰跡象，但權力中樞還受控制，遼寇猖狂但關錦防線固若金湯，毛文龍的存在更讓其如刺在喉，農民起義雖此起彼伏，但帝國軍事體系還能進行有效鎮壓。
總體來說，若措施得當，崇禎未必就是亡國之君。
可惜的是，崇禎的中二病無情地摧殘了這個國家，剛上臺就處置了魏忠賢，官僚系統從此崩潰，再沒一人能有足夠威望把帝國的命令貫徹到基層。
更糟糕的是，在東林黨的壓力下，凡是所謂閹黨皆永不錄用，這種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在盛世之時尚且傷筋動骨，在亂世就更是自我滅亡之舉，自此東林黨一家獨大，並危及皇權權威，政治上既要清譽又要利益，自然所有黑臉的戲份由你皇帝獨自消受了。
在利益面前沒有是非對錯，當皇帝為一個利益群體掃平所有障礙後，他會迅速變成一個魔鬼。
崇禎不會明白，為什麼他殫精竭慮卻江河日下，為什麼他勤儉節約卻貪官遍地，為什麼他能君王死社稷卻缺少以死報國的將領。
崇禎很中二的認為讀書人就應該以實現聖賢治世之道為最高目標，追逐利益都是可恥的。
崇禎認為武將的最高理想就應該是馬革裹屍還，就算皇帝指你往死路走也要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崇禎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的所有都是皇帝的恩賜，如果皇帝什麼時候拿回去也要欣然接受。
當崇禎發現他的臣民沒有一個有他想象中的高尚情操時，他竟然像發脾氣的孩童一樣橫蠻的要求世界如他所願。
沒有任何一個有為之君會像崇禎一樣天真，所謂聖賢之道所謂君子節操只是封建教化的表象說辭，遮蓋住人性難以啟齒的的地方而已。
人類社會的原生動力，從來都只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一言以蔽之。
明後期，東林黨與浙齊楚黨，以至發展到後來與閹黨的紛爭，為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這場幾十年間的戰鬥，無論舉什麼為國為民大義凌然地牌子，其實上就是為同黨，為後世子孫，爭奪仕途空間。
這從日後東林黨控制南方科舉，非東林黨人難以中舉，就可以清晰的表現出來。
天啟初年東林黨全面勝利後有過一次短暫的眾正盈朝，可以說滿朝重要官職皆東林。
逼得浙齊楚餘黨投靠他們最看不起的太監，並引發皇帝的警惕，使閹黨得勢。
東林遭到魏忠賢的集體殺戮，殃及邊將，如熊廷弼等，各地書院被毀。
宋以後到明末，士大夫群體遭受慘烈之迫害，無出東林黨人之右。
沒有皇帝支援和浙齊楚餘黨的推波助瀾，魏忠賢一個太監憑什麼。
什麼為國為民大義凌然，這實是可笑之極。
一旦黨爭，就是爭奪生存空間。
在黨爭當中，也是有商人的影子在的，只是明朝的商人多數藏匿於官府中，官與商，幾乎難以區分了。
比起清末，明末更加不堪。
凡是官商不分的朝代，一定都是最腐敗最黑暗的，商人當大佬，本身就是國家的悲哀。
根據韋寶分析，這次東林黨能形成短暫的捲土重來之勢頭，有晉商的因素從中起作用，這從林文彪給韋寶的情報當中也能反映出來，範永鬥和幾名晉商大佬連夜趕來京城了。
晉商自然不希望盡數撤走關外的兵馬，晉商一方面幫助後金，從後金身上賺錢，另一方面，晉商也希望明軍能夠雄起，能夠持續吧不斷的對後金軍隊造成壓迫，只有這樣，晉商的生意才能好。
所以這是一種很微妙的關係，晉商希望後金軍隊與明軍達到某種平衡，反正只要不相差太大，誰領先一點點都沒有關係。
只有勢均力敵的狀態，晉商才能得到最多的好處。
所以，韋寶覺得說晉商都是漢奸，也有點說不過去，韋寶相信他們本意並不希望大明倒閉，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好處，絕對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的好道路。
就像東林黨一樣，韋寶相信東林黨也不會希望亂搞，把大明搞的倒閉了，最後這幫人都當亡國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