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改變,越來越是明顯,連底層的老百姓也感覺到了變化,來自身邊的變化。

報紙、銀行、郵政、圖書館、少英院、贍老堂……貨幣流通、道路運輸、文化教育……新名詞、新事物,總有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奢安叛賊被滅了,據說是幾個土目聯合起來反正歸降,並引領明軍攻寨拔城,擒殺安位等頭目。

遼東已平了大半年,聽說又有幾個蒙古部落歸化大明,海外的湄公省還在招募移民,一年三熟的好地方……

這些都是大事件,對老百姓的影響只是能夠安享太平的安心。而關係到自身或自家的,也有不少。

村裡開辦了學堂,還是免費的。誰家有孩子能夠透過小學畢業考試,便豁免丁稅。

所謂的丁稅,又可稱為人頭稅,是歷代封建王朝除了田稅外,最主要的稅種。

漢朝時便有了完善的丁稅制度,從七歲開始交稅,十五歲時便和成年人交一樣多的稅了,直到五十六歲才可以免除。

考慮到古代的衛生醫療水平,以及平均壽命,這個丁稅差不多交到死亡為止。

到了明朝萬曆朝時,丁稅體系有所鬆動。但實際上,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把人頭稅和田稅捆綁在一起,折成銀兩,計入田稅一併徵收,並不是真正廢除。

對於皇帝來說,先前是一直憋著勁要實行“攤丁入畝”的。但在反覆思慮研究之後,才發現,清朝所謂的“永不加賦”只不過是個幌子。

而歷史上明朝末期的“橫徵暴斂”,有其實際上的困難和無奈,可追根究底,卻是“苛農寬商”和吏治的問題。

歷史上的明朝官員以抵制為榮,靠抗稅來收攬民心、培植聲望,尤其是江南地區,再重的稅派,都給打了折扣。

對於明朝官員來說,抗稅的風險太低,大不了罷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紅了,簡直比後世的炒作效果還好。

官員和鄉紳富豪勾結,沆瀣一氣,抗稅、拖欠成為慣用手段,損公肥私反倒成了為民抗命的好官。

可從天啟三年開始,這些從宣德年間便開始的積弊便逐漸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給掃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計算一下,幾年來,被嚴懲抄家流放的官員士紳有多少?

大到朝堂上的一二品,小到鄉村的地主豪紳,頭一兩年說殺個人頭滾滾,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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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能如數徵收了,侵佔隱冒的土地被清理出來了,“苛農寬商”的弊政被逐漸扭轉了,國家財政也寬鬆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於實行“攤丁入畝”了。在他心中,開始醞釀廢除人頭稅的驚人之舉。

只不過,在廢除之前,把豁免丁稅作為鼓勵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卻還有著很大的利用價值。

遼餉不徵了,練餉、剿餉更不必再出現了。

最主要的是,在嚴刑酷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許多,老百姓的負擔不重,皇帝也想著別把施恩一下子到位,總要留出些空間。

當然,遼東重建、海軍擴充等等,依然還使朝廷的財政不是那麼寬鬆,多收些錢,又不會逼得百姓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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