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貪財的萬曆帝,就讓皇家印書局拼命攬業務,拼命做生意。

只要付錢,啥書都印。據說連聞香教造反的宣傳材料,都是皇家印書局給印的。

人家給錢了嘛,這職業道德和商業信譽,這稀裡糊塗的審查,也真是相當感人。

所以,朱由校所弄的《大明論壇》並不費事,甚至還小有賺頭。

…………….

皇帝真勤快耶,皇帝是要瘋嗎?請辭就批,都不帶隔宿的。

皇帝有些操切吧,這些辭官的可都是東林諸公、正人君子,偶爾打眼看錯了人,小懲大誡也就是了。

皇帝真英明,該我們五黨得勢了,東林黨都滾蛋才好呢!

李三才貪瀆案引起的風潮和震動,有人歡喜有人愁,有人惋惜也有人拍手稱快。

但皇帝的用人卻耐人尋味,沒用什麼三黨或五黨的人,也不是翰林出身的,而是直接從地方督撫中擢升了陶朗先和李起元入閣,可謂是極為少見。

陶朗先無黨,要是硬分的話,他與熊廷弼交好,勉強算得上楚黨吧!

李起元是真的無黨,且多數時間任外官,河南、陝西、南京都有他工作的足跡,少在京師朝堂。

孫承宗呢,同情東林,但力持中立;袁可立也是一樣,雖重風骨,也以敢言直諫聞名,卻反對黨爭。

至於袁世振和鹿善繼,兩個四品外官,精於專業,倒沒什麼好亂猜測的。

“朝堂上非東林即五黨,無黨或中立者甚少。聖上若想摒棄黨爭,怕是可用之人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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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漣、左光斗、方震孺等難道不是東林,皆放外官重任。”

“依在下看,聖上未必要盡棄東林,倒是頗欣賞清廉忠直的官員。”

“有道理,有道理。聖上極恨貪瀆,治罪李三才便是一例。”

“聖上也極厭奸商,與李三才有牽連的通州商人,嚴治賄賂偷稅之罪,個個被重罰,都哭天號地呢!”

“無商不奸,重農輕商,方固國本。”

茶樓內,貢士談論著,分析著。事關殿試,甚至會影響到日後在官場上的順逆,都是甚為關心。

“劉兄。”文安之喝了口茶水,對剛剛放下報紙的劉理順問道:“為何對聖上清退皇莊如此用心?”

劉理順笑了笑,說道:“在下只覺得聖上這清退之法甚是深奧,不知若推之全國,會是何種效果?”

停頓了一下,劉理順嘆息著說道:“在河南,土地多集於富紳地主,無地或租地百姓甚苦矣!”

朱由校清退皇莊是借鑑了一些後世的辦法,全部針對無地農戶,且賦稅採取分成制,可交實物,也可交銀。

領地農戶,賦稅按“民得五分,入官五分”收取,五年後地歸農戶。乍看起來,官府真黑,賦稅真重,竟是對半分啊。

但後面還有補充,這個賦稅包括了丁銀、力差、瑤役等等。也就是說,領地的農戶只交這一半的收成就完事,別的亂七八糟的苛捐雜稅全都不收了。

按照後世的考證,明朝的農業稅並不算高,最高也不超過田地產出的十分之一,甚至有可能只是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

但為何明朝末期農民生活得那麼苦,直至為了口飯吃要揭竿而起呢?

原因很多,小冰河期災害頻繁是主要的,但人禍也不可忽略。

比如說這個丁銀,就是人頭稅。你有地沒地,收成好壞,都是跑不了的。家裡人口越多,負擔越重。

特別是農民,本來就收入不高,再一大家子人,負擔可想而知;而富紳地主呢,那點丁稅對他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的事情。

而且,丁銀做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明朝朝廷卻把它劃撥給了地方官。

這個操作空間就很大了,地方官一是可以少報人口,直接貪汙。再一個就是收受富人賄賂,使其丁差減少甚至免除,而轉嫁到百姓身上。

再來說說這個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中的實物折銀,也就是把賦稅全部改成貨幣收取。

從歷史的程序看,這當然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卻並未給農民帶來方便和實惠,也沒給國家增加收入。

舉個例子:每到稅收期限,農民為了交賦稅,得把手裡的糧食變成銀錢吧!

而市場上的糧價基本上會應聲而落,也就是銀貴谷賤,總要農民多賣出很多糧食才能湊夠。三個月後,糧價差不多又恢復到了正常水平。

這可不是糧食價格的正常波動,而是糧商官僚在聯手搗鬼,合力壓低價格。

但國家收到了如數的銀錢,應該不吃虧吧?

實際上呢,假如政府拿著農民賣了一百石糧食才湊足的賦稅,用於支出花銷時,糧價多半已經回到正常水平,在市場上就只能買到六十石糧食。

就是這樣,糧價的時間差異會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而政府收入也沒有增加,甚至是減少的結果。真正從中獲利的,只是商人和涉足其中的官僚。

當然,也不全是不好。糧食運輸損耗大,遠不如銀子解送國庫更方便。

可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把一條鞭法罵為“殘民一條鞭”,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一條鞭法所帶來的另一個影響久遠的問題,就是火耗問題。因為要納銀交賦稅,也就免不了碎銀熔鑄,難免有損耗。

於是,火耗就又成為地方聚斂的一個巧妙手段,也轉嫁到百姓身上,成為了沉重的負擔。

不可否認,張居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一條鞭法也有其先進性。

但朱由校的改革卻不會照搬照用,而要存精去蕪,更加先進。當然,這只是邁出的一小步,具有很在的實驗性和考察性。

首先,皇莊清退的政策中含有“攤丁入畝”的意味,就是把丁銀算進總賦稅裡,從而把丁銀收入納進了中央財政;

其次,五年交賦稅,田地歸農戶,又有“公地放領”的影子,增加自耕農數量。

當然,其中還有以當地五年收成的平均數定賦稅,使胥吏逞奸減少了操作空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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