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事，就是朝廷讓折錢納稅，可各地卻又要加徵火耗，這火耗加徵的數量也沒有個統一說法，都是各地想加多少加多少。
其實火耗這種東西，歷朝歷代都有，比如說漢朝時，徵納運京的米谷，以被雀鼠偷食損耗為名，稱為雀鼠耗。漢朝規定，每繳糧食一石，得加耗兩鬥，在後漢隱帝時，甚至納糧一石要加耗四鬥。
但是加耗的這個糧食，其實並沒有入國庫，而是進入地方官府的小金庫裡，一般是做為地方官府的辦公經費，以及官吏們的私下好處。
之前大唐開始折錢納稅，不收實物稅了，統一收錢，可不管你是繳銅錢還是銀錢還是金幣，他們都要收火耗，理由是這些錢還得融鑄等等，有損耗，這就是放屁了。
畢竟大唐的錢又不是那種成色不一稱量的銀子，而是各種錢幣，都是標準面額使用的，哪來的什麼損耗，又不需要你融鑄。
所以說到底，就是為了多拿這筆火耗錢而立的名目罷了。
於是乎，朝廷又沒得到半點好處，百姓卻憑添了許多負擔，最後全便宜了地方，尤其是這筆錢還大多成了官吏們貪汙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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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貞觀初朝廷設立轉運司，在各地設常平司，建常平倉、轉運倉，本來目的就是便於朝廷全國排程錢糧、稅賦的。有這麼良好的體系在，地方百姓們的田賦納糧，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麻煩，百姓們也可少被商人盤剝，而官府直接收上來這些田賦糧，也能充實國家儲備，保證國家糧食安全。”
“太師之意，是仍然恢復貞觀時的徵稅辦法，田賦、礦課皆徵實物？然後取消火耗？”
“火耗也不是說完全取消，畢竟如實物稅的話，也確實會有一定的耗損，但這個耗損量得由朝廷來定，不能地方隨意想徵多少就徵多少，有人敢徵一成，有人就敢徵兩成，有人敢徵五成，有人就敢加徵一倍，所以必須得是朝廷定例，並且規定這些火耗也必須歸公，然後由朝廷來調拔這筆錢的用度。”
“比如說各地徵稅收的這筆火耗，實物的話加耗一成，如果是納的錢幣，則加耗半成，這筆錢都要列入專賬，並專款專用的。”
火耗歸公。
加上新設的稅務總署專門負責徵稅，那麼以後，稅務就是由大唐朝廷稅務總署垂直領導，同時接受地方官府監督、協同。
稅賦由稅務部門直接徵收，地方官府做配合。
徵上來的稅賦錢糧，都直接入稅務部門的倉庫和賬簿，包括那筆火耗。
火耗另立賬本，最後彙總中央，再拔回地方，並做好具體分派，比如多少用做地方官衙的辦公經費，多少用做地方官吏們的福利補貼等。
這筆錢專款專用，得公開透明，不能成為一筆糊塗帳，更不能成為官員們貪汙腐敗的溫床。
“稅賦徵收從地方官府中劃出來？”
“沒錯，如今朝廷在道一級，已經是分設了安撫使司、轉運使司、觀察使司和提刑使司，各有分工，安撫使司負責一道軍政，轉運使司負責一道的稅賦財政和糧食運輸和儲備，並物價平抑、賑災救濟。觀察使司負責一道行政，提刑使司負責一道的司法刑獄與監察。”
“四司互不統屬，直接向中央負責，同時又互相監督。”
各道的轉運使司，本身來說就是專門負責稅賦財政這塊的，管徵稅，也管糧食的儲備、運輸，還管平抑物價、賑災救濟等，同時工商這塊也歸他們管，可以說，經濟稅賦有關的，都是他們管的，還要加上運輸和倉儲等。
但在道以下，州縣兩級行政，基本上還是一元制的，州刺史和縣令主管一州一縣，不管是民政還是稅賦又或是司法都是一起管的。
秦琅現在就是要把稅賦這塊，繼續分出來，各州要設稅務廳，各縣設稅務局，連鄉里都要設稅務科，總之就是垂直統領稅務這塊，道轉運司、州衙、縣衙，也只是輔佐協從徵稅，稅賦徵上來的錢糧等，他們也沒資格碰。
許多王朝最後崩潰，本質上都是稅賦出問題了，收不上稅，自然就沒財政，沒錢什麼都辦不了，養不了兵，養不了官和吏，最終就只能崩潰滅亡。
秦琅還是希望大唐能夠長治久安，能夠國運昌隆的。
大唐興盛繁華，呂宋也才能安享盛世、穩步發展嘛。
“統計署和調查署是做什麼的？”皇帝問。市舶總署倒是一聽名字就能知曉，這是跟各地市舶司有關的。
統計署自然就是掌握大資料的，比如說天下人口多少，奴隸多少，戰馬多少、田畝多少，又比如每年糧食產量多少，礦產多少，鹽茶等產量多少。
總之，他們就是統計數字的，定期更新。
正如國家每隔十年就要搞一次人口統計一樣，掌握了精準的戶籍人口、田畝等數字，才能精準的做出政策調整。
甚至根據朝廷的稅賦財政收入，才能做好財政開支預算。
當然，統計總署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透過這些數字，來監督中央和地方，也同樣要監督新設立的稅務總署、市舶總署等。
所有的數字得對的上。
稅務總署專門負責徵稅，但朝廷不能完全只聽信於他們，該徵多少稅賦，徵收了多少稅賦，得統計總署拿數字來驗證。
同樣的，市舶總署每年徵收了多少市舶關稅，透過抽解和買拿了多少貨，倒手賺了多少錢，這個也得有詳細精準的數字。
轉運司常平倉和買了多少糧食、商品，又平價出了多少糧、貨，都得有數字驗證的。
掌握的這些數字，既監督各部門的虛實，同時也為朝廷政策方針提供有力的資料支援。
“那調查總署呢？”
“陛下，調查總署屬於司法機構，與統計總署分工合作。”
皇帝一下子明白了，假如統計署統計的數字，跟其它部門報上來的數字對不上，那就就交由調查署去調查核實，深挖細查。
一個負責統計，一個負責調查。
這調查總署甚至有幾分鎮撫司的感覺，但更加側重於配合統計總署的資料調查，比如稅務、市舶、鹽鐵、度支等計相領導下的經濟部門的內部調查監管。
“太師真是考慮的長遠周到，說到這稅務，朕也正好有件事要跟太師說。”
“是關於呂宋的事情。”
皇帝拿起一道詔敕遞給秦琅。
秦琅掃過，發現這是道已擬好還未發出的詔敕，內容是皇帝對呂宋的稅務，由先前的按呂宋稅收的三分之一上繳國庫，改為撲買，定額一百萬貫錢。
撲買也就包稅制，這種制度起於南朝梁齊之時，不過在大唐也有實行。
一般是對於一些分散鄉間的小集市的稅務徵收，採用這種方式，由政府決定課稅，然後招募商人出錢承包。
大體是稅收在千貫以下的小集市，一般是鄉野草市，或是邊區的蠻夷土人聚集的山區等地，直接實行包稅制，稱為買撲。
官府測算出該集市年應納稅大約總數，然後讓大商人出錢承包，大商人再向商販徵收，收入盈虧由包稅人自己負責。
這樣做，其實是比較節約成本的一種徵稅方式，畢竟在那種鄉野集市，或是在邊區的蠻夷山區裡，要徵稅很不方便，一年也徵收不了多少稅，直接徵收還得耗費很多人力，所以直接就包稅，交給地方上的豪強或是山區的蠻夷頭領等。
朝廷不用再專門設定徵稅機構，不用派專門的徵稅人員，節省費用，又保證稅收。當然，那些包稅的豪強們也不傻，他們拿到這徵稅之權後，可不會嚴格按照朝廷的稅率來徵收的，必然免不了會多加攤派，甚至提高稅率等，畢竟他肯定也是要賺錢的。
甚至有時不可避免還會官商勾結，明明是個大市，卻搞成包稅，於是只上繳少量的包稅，其餘大頭稅收全入了自己和貪官口袋。
朝廷也不是不明白這些，但如果真的自己去徵稅，成本太高，甚至那些豪強、商販還會抗稅，但地方豪強包稅，有利可圖，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控制力很高，他們來徵稅反而沒問題。
另一個原因，也是這種包稅制，也就是在那些鄉野小集市，或是偏僻山區裡搞，真正城市等地，是不可能搞包稅的。
但現在皇帝居然要給呂宋包稅，且一年只要一百萬貫。
多嗎？
不多。
因為呂宋發展到現在，雖然也就這麼二十來年，可呂宋有五六百萬人口，更重要的是呂宋海貿興盛，礦冶業也很興盛，因此別看是海外之地，但其稅賦收入這塊著實不低。
大唐如今一年財收過億貫，真正的富庶。
其中僅是一個鹽稅，一年就是近三千萬貫了，朝廷對鹽的控制是極強的，貞觀初搞鹽專賣時，十文一斤的鹽直接加稅一百，賣一百一十錢一斗，稅率十倍。
隨著這幾十年來，朝廷對鹽的控制力度超強，基本上壟斷了鹽交易，實現了鹽專賣的控制。
鹽價已經又提高了許多。
從最初鬥鹽十錢，到專賣後鬥鹽一百一十，再到如今鬥鹽三百錢左右。
現在官府從鹽戶手裡收購鹽成本大約是五文一斤，再以四五十文的價格賣給鹽商，鹽商計入運輸等成本，加價賣給百姓，售價約為七十文，雖然看似鹽稅降低了，但鹽價還是提升了。
一年僅鹽稅就是三千萬貫左右，驚人無比。
而其它酒茶糖都是專賣，各種工商、市舶等稅也都收入許多，甚至車船稅、間架房屋稅，交易契稅等，稅類多。
尤其是官紳一體納稅。
這還沒有算上皇家和朝廷官府的非稅收入，主要是宮廷手工作坊、皇莊，官府手工作坊、官莊等的收益，還有他們經營的礦場，以及官方貿易等。
僅是透過博買這項，低買高出，跨地區的貿易，就每年收入巨大。
而秦琅是玩這些的始祖，呂宋不算秦家的家族產業以及官營產業的收入，僅是稅賦這部份，就已經非常了得了。
大呂宋也一樣沒有免課免稅的特權階級，就算是秦琅自己的產業，他也一樣要求照章納稅，朝廷有的稅目，在呂宋也照樣有。
反正在去年，開元十五年呂宋上繳朝廷的稅賦就是五百多萬貫，這還僅是呂宋稅賦的三分之一。
何況，誰都知道，因為呂宋這邊是秦家自治，所以到底徵了多少稅，其實朝廷也不是很清楚的，秦家上繳五百萬，說今年徵了一千五百萬，那朝廷也沒法查賬。
但僅就這五百萬來說，依然也還是很可觀了。
畢竟大唐二十多道，一年稅賦不也才一億多嘛。
可現在皇帝主動的給秦琅改成撲買包稅，定了個一百萬一年的稅額。
“陛下，去年呂宋稅入一千五百多萬貫，向朝廷納稅五百多萬。”秦琅提醒皇帝。
“朕知道，太師不愧是百姓稱讚的財神爺，經濟理財果然是了得，呂宋二十多年前還是海外荒島，如今居然有如此的稅收，十分了得啊。”
皇帝先是誇讚了秦琅幾句，然後又道，“不過呂宋畢竟屬於外世封地，朝廷又沒派一官一吏去幫助治理民政，也沒派人去協助徵收稅賦，更別說派兵鎮守呂宋，威懾土著，每年卻要拿走這麼多的稅賦，有些多了。”
“陛下，這是聖祖時定下的制度。”
“朕知曉，但總覺得對太師有些不公，所以如今便改一下，實際上這個一百萬撲買稅額，也是朕思索再三定的。”
皇帝的意思是，以前是呂宋稅賦收入三分之一上繳國庫，現在皇帝打算改為十稅一，然後為了方便，所以便取開元朝呂宋稅賦上繳數字的一個平均數字，便定了個一百萬貫一年。
這樣呢，也方便簡明，省的說以後麻煩，直接一年一百萬貫上繳。
至於說呂宋以後稅賦會不會繼續提升，朝廷也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