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意圖奪佔關中，意圖割據，讓趙昺有些手忙腳亂，卻也並不意外。因為他早已預料到蒙元的覆滅，會引發一系列的混亂。他原本的對策是坐山觀虎鬥，任盤踞在西北和東北的草原諸勢力爭鬥。待中原穩定，蒙元各方舊勢力鬥的筋疲力盡的時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統一。
現在汪氏的突變可以說讓趙昺的計劃出現了變數。而說不意外，因為從歷史規律上來看，王朝的更替，舊有的統治秩序的崩潰，也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統一局面也迅速解體，從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當然這種局面的產生也非一朝一夕產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筆，過去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集體爆發出來。現下蒙元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也是因為內部問題長期積鬱得不到解決，又逢大宋北伐的勝利，兵臨都城之下，遭遇滅國之危的契機，各種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體。
趙昺以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現了嚴重問題。蒙古的權力繼承初期實行‘幼子繼承’和‘庫裡臺大會’並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後政治上的混亂。
成吉思汗將汗位傳給了窩闊臺導致幼子繼承制被打破，引發了後世子孫對汗位不擇手段的爭奪；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爭位勝出後，引入漢法，欲採用嫡長繼承制，又引發了內部的混亂；在其死後真金繼位，但在內外壓迫下沒幹幾年就一命嗚呼，其臨終又打破嫡長剛剛實施的嫡長制，傳位給幼子鐵穆耳。
這些導致蒙古統治階層內部的不穩定，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產生混亂。而中央政權的混亂直接影響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當權者年年生變，地方藩王豪強擁兵自立，中央權威幾乎不存。且地方舊有權力分配不當的隱患也隨之暴露無遺。
蒙元地方行省強的時候可以對抗中央，弱的時候無力鎮壓內部起義。加上達魯花赤制度和札魯忽赤制度，嚴重影響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強如鹽商、宗族、匪幫等等割據自立，也形成當下地方割據的重要武裝力量。
其次蒙元經濟政策的缺陷導致了財政崩潰，進而影響到了汗位的穩定，使得草原勢力與中央政權間的離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賜賚制度’可謂是罪魁禍首。
當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戰四方劫掠的財物和佔據稅收極大部分的稅賦也輸送到此。忽必烈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中原後，庫裡臺大會的主要王公們在留守草原，為了拉攏這些王公貴族，每逢登極、親政、萬壽、徽號、配享、升祔、冊立、軍功、婚喪等等，不管是哪種名目之下都是要給這些王宮貴胃賞賜。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時期往往都有雪災、旱災，為了保持龍興之地的穩定，元朝幾乎每年都要賑濟留守族民，保證他們相對富裕的生活。如此極大的加重了朝廷財政負擔，而隨著江南這個大錢包的丟失，元廷再無力供養草原們的權貴，賑濟族民。吃滑了嘴的人們，突然被斷了奶，加劇了本就已生的嫌隙，當然對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滿，也不願再效忠。
此外就是信仰上的混亂加劇了思想上的分裂。蒙古各部原先信奉的是薩滿教長生天，鐵木真時期全真道長丘處機七十四歲高齡遠赴西域勸說止殺為善，也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元朝佔據主導地位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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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真後信奉佛教，隨後引發佛道辯經，得勝的佛教成為蒙元主流，一度甚迫使得道之人改信佛教，並焚燒道教經典。而後佛教引發紅黃教爭，又將高層牽扯進教派衝突當中。思想極其的混亂，使得汗位爭鬥往往牽扯上教派爭鬥。
大量中亞和阿拉伯人又帶進來***教，景教、拜火教、東正教、猶太教、摩尼教、溼婆教都大量傳播，教派管理卻是一片混亂。元朝中央一直猶猶豫豫，時而給與合法地位甚至封賞，時而堅決打壓消滅。特別是儒家也被元朝政府視為宗教，管理模式參考佛教。孔子的地位上升了，但儒生地位大大下降。
蒙元因為採用怯薛入朝和官吏互通的選官制度，官員大多數沒有接受傳統儒家教育，思想上很難有所覺悟。漢地所有的天下為公一類思想在官員中並沒有多少影響力，間接造成官員素質的下降。而儒家致仕之途斷開，大量人才囤積在地方豪強當中，又間接造成人才流失，地方勢力做大等諸多弊端。
所以趙昺以為當下蒙元在面臨滅國之危，社會矛盾激化，導致朝廷與地方的離心力滋長，本就勢衰的中央集權再度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獨立性也隨之突出出來，而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凸顯，從而使蒙元呈現出分裂的趨勢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的版圖恰恰由於地形地勢的緣故，東、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險峻的山脈，北面是大漠。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相對獨立，自成一統。另一方面，中國境內的山河分佈縱橫交錯，又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各地域之間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諸方面的差異很大。
所以在各區域之間，既存在促進彼此聯絡的有利條件，也有將彼此相對隔絕的天然屏障。導致中國歷史上東西之爭和南北之爭向來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突出的現象。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
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而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中原都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地理形勢如此，也就造成中原四面均能受敵，可謂是四戰之地。所以紛亂之初，中原註定是一個四方交爭之地，也是混亂、動盪和種種不穩定因素的匯聚之地。
從而使得在歷史上形成一個規律，從治到亂，形勢是由中原分散四方，使得佔據中原之地者常難，反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而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彙集中原，只需走出四角就能擺脫偏霸局面，進取中原以爭天下。
在歷朝歷代群雄爭霸之時，若東西方相對峙，則大體上以太行山諸關隘、黃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帶諸關隘為對抗的前沿地帶，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此地處於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東西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則是通行的看法。
而從中國地理大勢來說，東、西對抗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而東方據成皋一線，至多只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因此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現在大宋對蒙元發動的北伐戰爭是爭奪中原的控制權，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南北之爭。大宋的軍事重心也就放在中原地帶，導致西北方向兵力相對薄弱。而此時大都未破，汪氏卻氣勢洶洶的西來，迫使大宋兩線開戰，實實在在的給趙昺出了個難題。
趙昺儘管對汪氏這個小人恨的牙癢癢，但也不得不佩服汪氏一族的精明。其出身汪古部，是鎮守甘隴地區的大將，後見蒙古崛起，金朝勢微，便轉投蒙古，為其南征北戰立下大功，成為蒙元世侯家族之一，仍受封於家族世居之地。
蒙元見世侯權力愈大，有威脅到自己的能力，忽必烈便著手打壓諸漢侯，削奪其權。在諸多漢侯兵權被奪的情況下，汪氏卻會搞事兒，不惜養寇自重，保住了自己的世侯。而在大宋進取川蜀之時，與欲將勢力範圍擴張到蜀地的汪氏發生衝突，並給予其重創。
入川的宋軍將汪氏勢力逐出蜀地後，又與汪氏打了幾仗，其屢戰屢敗，放棄了漢江以北地區，並與大宋暗中達成互不侵擾的和議，還表達了自己歸宋的意思。而此時趙昺無意染指西北，且川蜀剛剛收復，也不想繼續用兵，雙方便也相安無事，其得以保全。
後來，汪氏藉此在大宋首次北伐中按兵不動，兩面討好，還試圖插手蒙元汗位之爭。可惜的是汪氏壓錯了寶，鐵穆耳勝出，並要削其爵位，奪其兵權。汪氏又趕緊上下活動，再三表示忠心，加之鐵穆耳繼位不久，也忌憚其的勢力，便借坡下驢收了手，使其又逃過一劫。
但是經此事後，與朝廷嫌隙愈深，生了異心，開始暗中網路周邊勢力，壯大自身實力。而對大宋則百般忍讓，維持‘友好’關係，麻痺南朝伺機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