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朝歷代實施‘花錢買和平’的策略中，雖然許多人認為遼和本朝的澶淵之盟大約算是一個正面典型，透過固定的歲幣，雙方在訂約後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無事，且這點錢兒在宋的收入中佔比很低，比之戰爭獲得和平所耗成本而言是極為合算的買賣。
但這種相安無事很大程度是因為本朝被迫忍氣吞聲，被迫放棄了燕雲十六州。而遼也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安分，在與西夏爆發戰爭時，遼就趁火打劫、在邊境挑事，最終逼迫本朝增加了歲幣數量。
至於宋朝南渡後對金的歲幣，更多是戰場失利下的無奈之舉。自最初的“天眷和議”，金以歸還河南、陝西等諸多佔領區換取宋朝稱臣納貢，對宋朝來說其實不算虧。但是不久金人毀約，經過紹興十年和十一年戰事，尤其是淮西之戰後重訂的紹興和議中，本朝是土地沒得到、歲幣還照交，吃了大虧。
到了後來的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宋廷都以失敗告終，錢自然得繼續交，稱得上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由此可見軍事上的軟弱，歲幣的效果越來越低了，花錢買和平雖然比戰爭成本低，效果卻取決於對方意圖。
從宏大的戰略敘事角度看，這是一種很憋屈的方案。但從財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滅對方，那麼這種方案毫無疑問是成本較低的。當然，花錢能不能買來和平，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所以趙昺以為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此策是不可取的。
不過當前的形勢是己方佔據上風，要求和花錢的是蒙古人，但是趙昺覺得並不妥當。因為在成吉思汗真正意義統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許多行事邏輯並不能用中原大一統王朝的思路來推斷。
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等民族相繼統治蒙古高原的時代，草原世界遍佈著各種部落。這些遊牧國家內部，存在著王族旁支和諸多臣屬部落，雖然在外交和軍事方面通常聽命於單于或可汗，但在內部問題上更多是一種協商為主的聯盟性質，而統治草原世界的那個民族更多只是一個盟主。
對這些盟主來說，他們的權力合法性一方面來源於祖先戰勝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競爭者，有權在草原部落之間擔任軍事領袖和內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為談判者和戰爭首領，代表整個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這種國家結構與其說是自身進化的結果，不如說是草原世界為了解決其自身組織問題、有效團結起來同中原打交道而逐漸形成的。
正因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決定了當時草原世界統治者對其他部落統治的穩固程度。畢竟，壟斷了和中原王朝的貿易權，就意味著財政上對各部落的絕對優勢，也意味著他們對其他部落統治權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了。
蒙元不同，其不僅在形式上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且形成了國家政權，建立了國家制度，對轄境實施有效的管理。按理說已經可以與國家名義與大宋談判，但是趙昺不願意，一個統一的遊牧民族國家，比之鬆散的部落聯盟更具威脅性，同樣需要花費大量軍費保持強大的武力予以壓制，以其這樣不若將其滅國，起碼在一段時間內可以保證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和平……
“陛下，歷朝史家皆已大漢武帝‘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而自豪，即便草民今日說起亦是不免心中激盪，欲提刀上馬酣暢淋漓以犁庭掃穴之威封狼居胥。想陛下同樣有將蒙古人逐出中原，牧馬塞外之志，而今陛下收復中原在望，自不會與敵媾和！”劉因看南朝皇帝若有所思，也大概明白了其的心思，又言道，“但是此策亦有隱患，不惜代價的進攻，實際上對國家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皆會造成極大的負擔。”
劉因邊說邊看著南朝皇帝的臉色，並非出於膽怯和奉承，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說好聽點兒勉強算是謀士。而他行事有些迂腐，性格倔強，可讀了那麼多書，也明白君王的謀士儘管能量巨大，甚至可以影響到其的決策。但事實上，謀士的主要責任還是出謀劃策，那個拍板的人不是他。
且劉因清楚謀士的定位與求勝之道。相比於武將，做謀士是風險低收益大的差事，可作為一國之君可攬天下英才，正是所謂的謀士如雲，若想在其中脫穎而出，讓君主見到自身的才華，往往會多給君主出幾個主意，才能出將入相，封妻廕子。
換言之，謀士也是在為君主、帝王打工，所以在考慮問題之時，謀士時常會以自身為出發點。因而也可以說謀士執著的並非江山社稷，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但出於保護自己，在君王問策之時，往往會提出上中下三策。
既然有三個選項，那麼君主就有選擇的餘地，如果君主選擇了一個，而恰好印證了印證的結果，那麼謀士也可以自圓其說，如此一來，就比只出一個主意的風險低了不少。然而，事實上，作為君主並不在乎所謂的上中下所代表的意義，在一位明智的君主看來，一個主意也好、三個對策也罷，只要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對自身有利，就可以採納。
某種意義上說，決策的成敗，一方面在於謀士的才能和忠誠度，另一方面，則在於君主的謀略和判斷力。但劉因清楚自己的身份尷尬，他雖入宋營，但他的身份仍然是元人，且是戴罪之身。南朝皇帝向自己問策，可能是一時興起，也可能是對自己的考察，對答不當就有性命之憂。
而他在行營中待了這麼長時間，從周邊人的口中對南朝皇帝也有了更多的瞭解和認識。想其年僅六歲就開府建衙，雖有僚臣在旁輔佐，可卻能將他們籠絡在自己周圍，並親臨戰陣，屢敗蒙元追兵，在瓊州站穩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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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僅一年，南朝皇帝又在國勢幾無逆轉的餘地下繼承皇位，卻能憑著自己的能力收復行朝眾臣和諸軍，擊殺強敵張弘範回到瓊州。想其在年少時就頗有勇略，又有超出常人的聰慧，否則早被權臣們架空，成為一具任人擺弄的傀儡。
劉因也曾聽南朝皇帝身旁近臣口中聽聞，當初雖說是太后監國，其實其已經掌控了朝局，一切事務皆決於其手。以後的事情自不必多言，其整軍備武，韜光養晦力量，一舉收復江南，力排眾議兩次北伐打到了大都城下。
如此可見南朝皇帝對權力的掌控和國家的控制力及對形勢的把握之強，想要讓如此一個人能夠正視自己，採納建議，劉因怎敢輕視，再說他雖抱著必死的決心進宋營，卻也不想就這麼無聲無息的去死，還想要為天下百姓爭一個能夠安居樂業的和平世界。
“除惡務盡，北地遊牧民族乃是歷朝歷代之大患，我朝便深受其害，只有將他們盡數除去，才能免除邊患，永保太平世界！”趙昺當然知道遠征草原的代價，那不僅僅是付出傾國之力後，就能夠做到的，但他也想看看劉因的看法，是不是為了自己的聲名，不惜勸君王採用不計後果的策略。
“陛下，大漢遣兵數次深入漠北，在衛青及霍去病等名將的統帥下發動了一系列戰役，雖然大捷，付出了數萬人的傷亡、十多萬匹優良戰馬的損失，使得國力耗盡，百姓貧苦。可即便將匈奴遠逐，依然有其他蠻族不斷崛起，扣關犯境，劫掠邊城，終漢不能禁止！果不出所料，劉因還是堅持將後果說明道。
“入唐初期，國勢強盛，諸族臣服。但武后亂政，吐蕃不斷襲邊，玄宗繼位後一改武周以來對吐蕃縮短戰線、採取守勢的策略，把吐蕃作為頭號對手，不計代價的進兵，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開邊意未已”，最終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壓制住了強敵。”
“但為了應對無限增長的邊事開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規模清理隱戶，同豪強士族爭奪人口，把官方掌握納稅戶口從他繼位初期的三百多萬戶增加到天寶末年的八百餘萬戶，但也因此導致朝堂內爭不斷！”
“嗯，從結果來看，玄宗征伐吐蕃在戰略上確有失誤！”趙昺點點頭道。
他清楚這段歷史，說白了還是錢鬧的。如何應對不斷上漲的軍費開支，成為人事變化和政治鬥爭的主線，李林甫、楊國忠相繼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能滿足唐玄宗對吐蕃戰爭中不斷擴充的財政需求。
但這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干預玄宗皇帝的擴張政策，在戰略領域是完全被動的，只能跟在瘋狂膨脹的支出後面修修補補。只要皇帝的擴張政策不變，即使沒有安祿山的叛亂，他們也遲早會有修補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雖然被壓制，也沒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加快了擴張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