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道年間，宋置河北路，其地東濱海，西臨太行，南臨河，北據三關以南河北省之全境、及河南、山東黃河以北之地。治大名府。統大名府及鎮州、德州、滄州、邢州、冀州、趙州、定州、、相州、澶州、霸州、保州等二十四州，德清軍、保順軍、定遠軍、破虜軍、平戎軍、等十四軍。
熙寧年間，河北路分定為東西兩路，東路仍治大名府，西路治真定，轄區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與東部，山東省，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區域性地方。
北宋滅亡後，金代保留河北東、西路建制，但轄區範圍略有調整。到金國滅亡後，蒙元將河北東、西路併入中書省，分大名路、真定路、河間路、保州路和大都路。而東、西兩路軍進入河北後進攻路線，所屬區域基本也是按照宋時東、西兩路的劃分。
趙昺在十一月末終於結束了祭陵之行，重新踏上北行之路。大名戰役結束後，他將領兩軍進行了調整。
依然以田忠領西路軍，領第八軍、第三軍、第四軍，又將第五軍劃入其麾下，配屬騎二師和騎三師及炮二師；東路軍仍以韓振為總管，領第一軍、第二軍及合兵的第十二軍、十三軍，仍配屬騎四師、騎五師及炮三師。將配合兩路大軍作戰的邊軍和州軍暫時留駐大名、臨清等地。
分兵之後，兩路軍分別沿河北東路和河北西路乘大勝餘威向北急進，收復了邢州、邯鄲、高唐、河間等十數座州縣。由於進攻速度太快，導致後續接收官員及輜重難以跟進，於是趙昺下令兩路大軍分別在邯鄲和河間就地轉入休整，補充兵力及輜重。
行營離開鞏義後，在鄭州渡過黃河，追隨西路軍進軍的大路北進，而在趙昺眼中這條路基本與後世的一零七國道相重合。但是平原之上的主幹道路卻要比之後世寬闊許多，寬處可達二十丈，狹窄處也有十餘丈，就這個寬度已經相當於後世六車道了。
其中原因除了當下人口較少，土地利用率不高之外，也是古代交通對於道路的嚴重依賴，因此各個朝代都對道路的修築和保養都是重視的。而蒙元地域遼闊，更加依賴道路輸送物資，傳遞訊息，排程兵力，所以對驛路的修築更是不予餘力。
此時大路之上不僅有行駕在北上，更有川流不息的輸送物資的車隊和馱隊，還有北上赴任的接受官員和接管的州軍。由於敵軍大部已經被擊潰，或是北竄，途中倒是沒有遇到騷擾。不過也有散兵遊勇和土匪騷擾襲擊劫掠物資，在偏僻和險要之地也有宋軍派出兵力警戒和巡邏。
行駕隨護的軍隊看似不多，但只是相對而言，林林總總也有兩萬餘人，小股敵軍見了也都會繞著走，哪裡敢略其鋒芒。不幾日間行營到達邯鄲，田忠率眾將迎候陛下一行入城，他曾長期在御前護軍任職，知道皇帝的喜好，因此在城中選了一處大宅作為駐蹕之地。
據說此處大宅乃是早年投靠蒙元受封的一個小漢侯所建，佔地百餘畝，四進的院子，還修有花園，極盡豪奢。城池被圍時，其出錢出糧領數百家奴協助守城，當然城破之時免不了兵敗身死，家破人亡，宅院也被沒收入官。
宅院雖在城中，但是為了防禦盜匪，也是修了高牆，建了角樓等軍事設施。田忠也是考慮至此，宅院相對獨立，又便於防守警戒，而又臨近軍營，有利於保證行駕的安全，才選了此處作為駐蹕之地。
趙昺對於吃住向來不挑剔，宮殿也住得，民宅寺廟也可安身，荒郊野外同樣睡的著。不過隨扈的臣僚們畢竟年紀已經大了，這些年身居高位也少了過去的風霜雪雨，即便心中覺得能夠忍受，但身體已經不高興了。
加之這些日子，趙昺在鞏義祭陵，居住的條件並不好，且北行途中難免會在野外宿營，這十幾天下來，陸秀夫等人也覺的疲憊不堪。而隨行的兩位妃嬪，李三娘尚好一些，蘇嵐雖勉力支撐，可也顯得病懨懨的，沒有精神。當然趙昺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也希望住的好些，吃的好些，也就未拒絕。
打前站的人員早已將宅院控制起來，接管了警戒，佈置好了一應設施，分配好了住所，行營達到後便能夠入住。每日乘車騎馬，趙昺也乏了，田忠是有眼色的，簡單的彙報了城中的情況和戰事發展，便拜退回轉，讓陛下早些休息。
行駕在城中休整兩日後，東、西兩路各軍主官和地方主政官員陸續趕到邯鄲參加會議，總結上一階段作戰和施政經驗，討論下一步的軍事行動計劃。趙昺或分別召見，或集體接見，先行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以備有針對性的研討下一步的方案。
在會談中，趙昺聽到最多的是將領們對自己下令轉入休整的不解，他們以為在形勢大好的情況下，應該一鼓作氣北進，直逼大都城下，卻非是放棄得來不易的勝利停止不前。乍一聽來他們所言聽著也並非沒有道理，總歸為三個方面：
一者，當前元軍兵敗如山倒，失去低落，往往是炮聲一響便棄城而逃，正是收復失地的良機；二者，若是長期休整，蒙元方面得以喘息，調集兵力，重整軍備，對於下一步的作戰將造成很多困難；三者，而今已經是十一月，馬上就要進入最為北方最為寒冷的時節，而我軍多為江南人，不適應寒地作戰，不利於再戰。
趙昺對他們的意見十分理解，而在下達休整命令之初，也有將領上書請求縮短休整時間，儘快展開下一步作戰，趁敵援軍未至儘快到達大都，攻克城池。他明白眾將擔心的是蒙元漠北的草原軍，那裡不僅是蒙古帝國的發源地也擁有大量戰鬥力強的核心部隊。
根據收集的情報顯示，駐守漠北的元軍包括哈喇赤軍二十餘個千戶，及親軍前衛都指揮司的阿速軍並其餘諸衛軍馬，蒙古軍各萬戶。以及安西王、汪古部駙馬、赤乞列思駙馬在內的諸王駙馬所部。
朝中只要參加過江南之戰的朝臣皆知蒙元駐紮漠北的軍隊不但數量很多，而且都是元軍中的精銳部隊，其素質遠遠超過駐紮在華北和華南的衛軍和萬戶軍。當年作戰時凡有他們參戰，宋軍幾乎是潰不成軍，且他們極為兇殘，動輒屠城，這也給許多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
因此避免當下與蒙元的漠北鐵騎野戰，其實才是眾將們想取消休整的真正原因。趙昺對此卻並不以為然，他知道歷史上許多人認為野蠻民族的文明化，於東亞大陸背景下即所謂漢化，往往被視作戰鬥力喪失的根源。
且後世還有各種文學作品總喜歡說什麼，推崇狼的野性，說遊牧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了，狼性就沒了，彷彿漢化就是戰鬥力衰減器。但他知道這只是片面的看問題，歷史上的在西方世界，著名的“上帝之鞭”匈人也是一直保持著他們的野蠻生活方式和拒絕羅馬化，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使得匈人快速腐朽。
這無疑說明野蠻人也有他們窮奢極欲的方式。於是當阿提拉大王暴亡之後，名不見經傳的格皮德人迅速在聶道河之戰中，將匈人的霸權打得粉身碎骨，隨後阿提拉的兒子襲擊東羅馬帝國，又被懸首於君士坦丁堡的城頭。
反倒是在匈人帝國徹底消亡後，投奔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匈人，被帝國當做職業重騎兵使用。雖然在生活習慣上高度羅馬化，但由於以小族生活於拜占庭境內而不具備特權，必須以武勇來換取生存的資本，卻讓其武德快速恢復，甚至超越了匈人帝國時代。
即便是歷史上的元末時期，雖然與當下還有幾十年，但彼時在蒙古草原尚有蒙古牧民二百萬，仍是元朝重要的兵源。然而這些根本沒被漢化侵染的蒙古戰士，面對持著木棍和竹槍的紅巾軍卻不堪一擊，甚至能發生沙河之戰這樣，號稱多達三十萬的大軍因為一場炸營就報銷掉的囧狀。
相比而言，反倒是同為遊牧民族起家的清王朝對於這個窘境，解決得好一些。從康熙朝末年開始，清朝就大量徵發黑龍江、外東北的索倫兵、錫伯兵作為兵源，補充滿洲八旗兵額，這些貧困質樸的莽原武士受到訓練後，能發揮出較強的戰鬥力。
這些莽原武士成為清王朝本族武力維持時間相對較長的關鍵，因此也就有人以為正是滿清入主中原後大力推行漢化，從而導致八旗軍喪失了野性，失去了開國時的悍勇，成為了腐化墮落的代名詞，也為清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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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趙昺以為生活在草原的遊牧民沒到中原花花世界享受過，就能保持戰鬥力，不會出現銳減的情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