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們對於宋朝的評價基本是軍事和經濟褒貶不一，但對於文化的繁榮的稱讚卻是眾口一詞。首先，大家平時遇見最多的恐怕就是宋詞了。其實，宋代不止宋詞這些。宋代在文化上可以說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時代。宋學下面有道學之後有理學。
道學是宋學的一部分，而道學後來又發展出理學。明朝的心學，其實也可以追訴到理學道學之中。而同時，宋代也是開啟中國後一千年裡，教育的繁榮。首先是，突破前代的“公立”教育到民間私人教育。到北宋末，私人教育的書院，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但是讓趙昺驚詫的是今日學亂，卻正是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甚至隱有是學亂發生的根源。按照他們所言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得開大宋皇朝，這卻使他心身警惕，於是制定了一個重要的國策，貶抑武人參政，建立一個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國地方長官一律任用文臣。
國家一時要普遍起用那麼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長期的戰亂，一般人都不喜歡讀書，書讀得好的就更少。所以朝廷為實行既定國策，就必須一方面廣開讀書人登仕的途徑，一方面竭力提倡讀書的風氣。真宗趙恆御筆親作《勵學篇》更是傳佈天下，迷醉天下士子者幾近千年。
在元豐時期，官學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太學生的人數逐漸增多。到了徽宗崇寧年間，蔡京又掀起了北宋“興學”的高潮。蔡京先以“古者，國內外皆有學”為名，奏請朝廷，在州縣設定官學；又對教育升遷制度加以規範，形成了縣學考生升州學，州學考生升太學，依次進階的考試模式，進一步完善了三舍法。
【穩定運行多年的小說app，媲美老版追書神器，老書蟲都在用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成為一個太學生也是不易，要麼才學出眾，要麼家世要好，當然朝廷對這些‘準官員’同樣照顧有加。首先，太學生的經濟生活有所保障，太學生一般情況下享有免役的優惠政策，因此經濟上還能過得去。不僅如此，太學生有時還能得到政府特殊的優待，太學有每月貼支的‘養士錢’；每逢省試，政府要貼支生員的住宿錢。地方上也會撥錢修建州學屋舍，貼支筆墨和飯食錢。
而生活上的自足和安穩，使得宋代的太學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關注現實；而免役的特權又使得他們充滿了自豪感。此也成為宋代太學生參政的經濟前提，這些讓趙昺突然生出種太學生鬧學亂竟然是‘吃飽了撐的’，朝廷掏錢養了群‘白眼狼’的錯覺。
此外太學一般設於王朝的國都，太學生在官學之中，不僅僅能夠得到系統的學習，且還能憑藉其所處的環境，獲得較為寬闊的社會視野，並且容易受到上層統治者的賞識，能夠獲得絕佳的晉升機會。加之太學生多為官員子弟，而太學的教師也多為朝廷官員，這也成為太學生地位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為誰也不知道哪位學生突然一天飛上了高枝，成了新貴。自己當然也犯不著去得罪那些潛力股，而敬著養著，卻說不定還會成為自己的助力。在此種觀念下，卻讓太學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點江山，評論朝政的慾望，從而敢於投身政治活動。
不過趙昺以為北宋時期，太學生儘管參政熱情很高，敢於針對時弊上書，但還是在可控範圍之內，畢竟這一階段是以官學為主。而皇帝對於學亂的忍讓除了出於祖宗之法的考慮外，也是為了對其加以利用，使之成為制衡朝中重臣、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
不過在靖康年女真渡過黃河，攻陷汴京，擄走二帝後，形勢發生了逆轉。高宗皇帝在金兵的進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揚州。建炎三年再由揚州逃至鎮江，然後經蘇州，逃至杭州。接著至明州，到昌國下海，才躲過金兵的追擊，最後避難於杭州，紹興八年正式建都於此。
前後經歷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顧不上什麼百年大計的興學設教了。直到紹興十二年，才將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第二年又增建國子學，增收太學生。州縣學也相繼恢復和重建，但是太學和州縣學多有名無實。
趙昺以為在這個時候，高宗皇帝對於興辦官學的態度並不積極，而導致其思想的轉變既有現實的問題，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興學運動，提高了官學的社會地位，官學學生論陳時政，已成風氣，尤其是太學生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至南宋時，太學生伏闕上書，干預朝政的聲勢更強烈，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使他感到與其發展官學，不如鼓勵讀書士子在深山寂林創設書院閉門讀書、潛心修養更為可靠，至少可以減少許多麻煩。
另一方面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北宋興辦官學，上自太學，下至州府縣學，一切費用概由官府負擔，需要大批經費，而國家經濟實力又不足以維持數量眾多的學校。南宋時，國家財政更為困難，儘管高宗曾宣稱：“朕不惜百萬之財以養士”，究竟不免因實際困難而發生動搖，以“軍食未暇，國家削弱”為由緩議恢復官學。
此外在民間，許多名士大儒也認為官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國家“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讀書士子也深感在官學難以學到“德行道藝之實”，也對官學失去了興趣，多自尋名師，求學問道。而有識之士在激烈抨擊官學教育弊端的同時，轉而積極從事私人講學活動。
基於此，從政治上高宗皇帝總結北宋發展官學，而忽視書院，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的教訓中，深感支援書院的發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經費困難致使官學時作時輟，難以維持，卻苦於回天無術，只好也轉而支援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
因而自籌經費，置田設學的書院所有的獨特優勢，遂應運而盛。當然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其始發軔於朱熹於淳熙六年復興白鹿洞書院，又於紹熙五年復興嶽麓書院。名聞天下的兩大著名書院的相繼復興，為南宋書院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之後，各地爭相效法，紛紛建立書院，延聘名師碩儒，聚徒講學。二十幾年後，竟蔚然成風，書院得到迅速發展，呈鼎盛之勢，直到南宋理宗朝才達到高潮，共有書院五百餘所，大部分集中分佈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
南宋書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設施也漸趨完備，而且形成了較穩定的建築格局。一般書院多由祭祀設施、藏書樓、講堂、齋舍、生活設施五部分組成。講堂多達十餘間，齋舍百餘間，容納生徒和來訪者數百人。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而讓趙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書院卻都標榜反對科舉，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覆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只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
趙昺以為造成這種局面，誠然是以官學的衰落和科舉制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制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與書院勃興。導致許多士人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制度的弊病著眼的。
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卻又與高宗支援書院發展的願望相悖，他們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讓趙昺覺得就像現代人以為殺生是件極為殘忍的事情，主張保護動物的生命權，但是卻又抵禦不了肉‘真香’的誘惑，成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