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趙昺一行人踏上歸途，天已經黑了下來，一輪殘月當空，山間的各個廟宇燃起的燈火就如墜地的繁星點綴在其間，而他們照路的火把便如劃過天空的流星，在山路上閃爍。誰能想到當今陛下行走在這寂靜的山間，勾畫了一幅新的藍圖。
在化城寺歇了一夜後，次日清晨他們便下山回返，而趙昺並沒有回城，直接到御前水軍的駐地，盧旭將聖駕送回御舟之上，討了王應麟和謝枋得的兩幅字，當然也沒有忘記送上幾簍山茶。趙昺留其用了晚膳，席間又叮囑良多，要其治理好池州，加力推行新政。
王應麟也意識到小皇帝此時推行‘一體納稅’正當時。當前收復兩淮，獲得了大量的土地，而那邊士紳被蒙元禍禍的不輕，加之王師北定，他們正是心懷忐忑的時候。因此在江北推行這項政策的阻力要小的多。一旦開啟局面就可以帶動江南。
而江南士紳儘管鬧得厲害，但是底氣不足。現下主持朝政和牧守地方的主官皆是瓊州舊臣，在江南徵辟的官員大多充任僚職和擔任吏員，主持地方的也僅限與縣級主官或州府副職，在朝中根基尚淺，沒有建立起繁雜的關系網。
因此江南的士紳們想要推翻這項政策，是難以得到大多數官員們的支援，只有挑動民意，造謠生事以給朝廷施壓。又利用儒學門派之爭，來引發黨爭，進而到達自己的目的。而以當期的局勢來看，王應麟以為士紳們已經黔驢技窮，才會鋌而走險試圖行刺陛下，又利用邪道妖僧蠱惑人心，利用德祐帝來牽制當今皇帝。
經過幾日間與小皇帝的長談，王應麟也意識到局勢雖然看著紛亂複雜，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危急，而隨著御前護軍入京，陛下凱旋而歸，那些宵小根本掀不起什麼大風浪。否則陛下也不會在遇刺後還有閒心去遊山，顯然是心中早有勝算。
至於那些人想藉助‘和議’來達到目的，他以為那更是荒唐，蒙元已非昔日那般強勢，現在是他們急於求和，一切要看大宋的眼色了，怎麼會聽那些人的蠱惑和擺佈，當然也樂於看到因此而引發大宋內亂。但是一旦發現事情不妙，立刻就會與他們切割，不會為此得罪大宋的。
德祐帝的去留算蒙元手中的一張王牌，其實對於小皇帝來說不過是隔靴搔癢，根本影響不到大局。將德祐帝放歸，身份已經是庶民，大宋也不差他一塊地、一口飯，想要復辟跟做夢差不多。而依舊將其扣留，在小皇帝看來也就是多一個來日北伐的藉口而已。
蒙元那些人也不是傻子，他們現在求得是罷兵熄戰，希望能挽回些損失。不會在德祐帝去留的問題上去觸怒小皇帝，從而讓主要訴求落空，卻不是給人當刀使。因此也不會過多的糾纏，而那些士紳們將希望寄託在外人身上，顯然是腦子被驢踢了，不僅失去了大義，也更加會激怒小皇帝，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
最讓王應麟感到欣慰的是小皇帝對儒學的看法，並非持非黑即白的態度，而是希望儒家秉承經世的傳統，對自身進行革新，以適應新的形勢發展。且小皇帝對於儒學沒有門派之見，也不反對學術之爭，希望他們能夠屏棄門戶之間，共同為大宋的發展出力獻策。
不過王應麟也聽得出來，小皇帝對於利用學術認識上的不同而挑起黨爭，搞黨同伐異那一套，進而影響革新十分厭惡。當然為了實現大計，制定的政策肯定也會在不同階段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傾向性，但是‘為民為國’政策不會變，‘大義為先’的宗旨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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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麟相信若是陛下能夠如今時所言，一定會爭取到大多數士人的支援，贏得士大夫階層的擁戴，使得機構改革能夠順利推行，新政得以實施。當然他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革新中也會有些波折，但不會如同前時那樣慘遭失敗，無果而終……
謝枋得卻是另一番心思，如今他基本已經認同了小皇帝的‘義利’之道，最大的義就是‘以民為本’，而與之相悖的就是不義，且這與歷代儒家先賢的治民思想相合。作為統治階層的士大夫們則也要維護這個‘義’，這不僅是對聖人們經世理念的身體力行，也是儒家存世之本，否則必然會被歷史淘汰。
在與陛下的談話中，小皇帝曾引用秦時名相李斯‘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之語。他明白其中意思是說：五帝各有各的一套，各不相同，三代也各有各的一套，各不一樣，但他們都把天下治得很好，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辦法制度不同。為什麼要用不同的辦法制度呢？這是因為時代變了；時代變了，制度就得變。
謝枋得清楚陛下之意是讓他們要如同李斯一般從時代發展上看待問題，但其中對其採用‘以古非今’的思想加以嚴厲的禁止的做法進行了批評。但他也明白制度的革新必然伴隨著血腥，始皇帝為了推行秦法，首先就決定焚書——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思想是從書籍中保留下來的。從這些焚書和懲罰辦法中藏書不燒，只是黥為城旦，但偶語《詩》《書》的卻要棄市，以古非今的卻要滅族，可知焚書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對秦法的推行言論才是目的。
焚書的次年又發生坑儒案，秦始皇在咸陽活埋了四百六十個儒生。坑儒雖是因為侯生、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不得而逃亡，激起秦始皇的惱怒所引起，但秦始皇坑儒的原因卻是侯生、盧生在別人面前誹謗他，破壞他的威信。他坑殺四百六十個儒生，也因為他們“為妖言以亂黔首”。
謝枋得心中很清楚，焚書坑儒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講，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鬥爭，是統一與封國的鬥爭，是保守與革新的鬥爭，是順應歷史發展與違反歷史發展的鬥爭。當時儒生所抱的政治理想是恢復周代的封國制度，與形勢不符的；始皇所走的路是統一和集權，這是順應歷史發展的。
所以在這一鬥爭中，“是”是在秦始皇這邊的，但是這只是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根本不敢言於外。因為自漢武帝以後，儒家是統治階級的御用學派，儒家思想是主要的統治思想。這樣一來，焚書坑儒便成了秦始皇罪大惡極的罪名了。他若是表露出來，那豈不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
至於本朝，謝枋得也明白從政治制度看，宋制因承襲唐制，此後少有創制。而宋之於唐，尤如東漢之於西漢，有人事安排而無制度安排，有變更而無建樹。應該說宋儒在傳承上是十分保守的，缺乏進取精神，而幾次革新也在保守勢力的狙擊下失敗。
而本朝執行的‘右文’政策，讓士人成為時代的嬌子，士大夫階層得以鞏固，享樂思想盛行，失去了危機感，對外實行靖綏政策，主動與敵國媾和，以歲幣換得苟安；而對內卻日益嚴苛，對百姓壓榨日益增加，以滿足自己的私慾。
南渡之後，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卻隨時面臨著被北方金、蒙政權的侵略和吞併的危險。而且國家祖先的陵寢全部都在別人控制之下，廣褒的中原還有很多故人，一心期盼著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振興，一心盼著有朝一日王師北歸，讓他們再次歸於中原文明的統一之下。
然而在這種形勢之下，彼時執掌權力的士大夫們不僅沒有勵精圖治的精神，反倒是風花雪月的故事比比皆是，官場中充斥著浮華和墮落，偷安的思想日增。而士人們依然毫無危急感，以文人雅士自居，見天就知道享樂，國家日益衰敗，將大宋一步步帶入了不歸路，所謂文以儒亂法就是這種人。
而十幾天的頻繁會談之下，謝枋得心中也有了底數。他投奔行朝之初，也是懷著就國為民的理想，而他也親眼看到了行朝的改變，朝臣們從當初的惶恐不安變得從容鎮定，從消極應付而變得兢兢業業，從浮誇變得務實，偷安轉變為進取。
應該說國家的一場大變讓行朝的一班人的思想從內到外都發生了質的轉變，而這一切可以說皆是來自小皇帝不懈努力的結果。因為他們從一個‘小孩子’身上看到了復國的希望，從一場場勝利中相信能夠戰勝蒙元，從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中體會到什麼是進取進取。
現在經過多日頻繁的會談，已經對小皇帝十分認可的謝枋得，覺得自己追隨小皇帝的選擇沒有錯，且堅定了繼續跟隨其的腳步走下去，哪怕前邊的路充滿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