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談話,趙昺透過王應麟的解說和自己所知,已經基本瞭解了歷史上政體的演變,也明白了體制的更迭其實就是皇室和朝廷之間的關係變化,簡單點兒說根源就是皇權與相權兩者間不斷鬥爭的結果,即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朝廷劃開,這兩邊的職權又怎樣分?

這點可以從宰相名稱的變化中便可窺探一二,不同時代官職的名字不一樣,但實際上是一樣的作用。當宰相的權力過大,讓皇帝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威脅時,他便新設地位較低親信的秘書機構,或新取名字,或沿用已有的職位名字。然後這個秘書機構取代原來的宰相機構成為真正的掌權機構,而後成為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

而這就是所謂的宰相失職。因宰相職權,本該領導政府,統治全國的,可皇帝老兒感覺不安全,把這項職權奪去了,又把他們的秘書像中書門下尚書之類來代行政府宰相的職權,而多是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事。

漢朝最早掌握機密的是尚書,然後是中書,其出自曹操的相府的秘書機構。曹丕篡位後,變成中書省,然後是門下省,這個機構在西晉和北朝很重要,有侍中和黃散兩級,黃散是黃門侍郎和散騎常侍的合稱,此時南朝對應的是中書通事舍人。

但是擔任之人都是位高權重,皇帝又感到沒法信任如指臂使時,他就會再設新的秘書機構,歷史就這樣進入新的迴圈。他們一旦不幹什麼正事,皇帝也信不過他們時,然後就是唐代的樞密院,滿清的軍機處。而區別是唐後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老制度,卻又換了嶄新的一套。

唐代的政府權力已有政府與皇室的劃分,就政府來說,變化很大,漢宰相是採用領袖制的,政府中最重要的是相權,假若相權變動,一切制度必要隨之變動。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制,就是把以前宰相職權正式分配給三省。換言之,便是把以前皇室部分權利重新交還政府。

三省六部制因為諸多優點而備受推崇和讚美。比如,有利於集思廣益,提高行政效率;有利於加強君主的權利,維護封建統治;有利於提高官員的文化素質,促進文化的發展等。趙昺也有同感:

從制度的傳承角度看。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對秦漢以來三公九卿制的發展。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並立,分散了相權,加強了皇權,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趨向完善;從職能的轉變來看。三省和六部的官員處理的都是政府事務,宮廷內務另有專門機構和人員處理,它的設立表明皇家事務與國家事務徹底分離轉變,是政治制度的一大進步;從權利的制衡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皇權與相權的平衡。

按照三省六部的職能,中書決策、門下稽核批准或者封駁、尚書執行,然後分發六部執行。而趙昺按照現代政治學體系來看,中書和門下其實扮演的是立法機關,以及最高行政機關的決策部門;尚書及其六部,其實是政務院的非決策性執行機關。

至於六部對應現在什麼部門,因為古代的官制體系分類結構紛繁復雜,與現代完全不同,難以一一準確對應,大概上說:

吏部,相當於當下的組織幹部部,包括文選、考功、驗封、稽勳四清吏司;戶部,相當於當下的財政部、央行、國資委、國土資源部及民政部等的綜合體,下邊分設主管各省的司局;禮部,相當於當下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外交部等;兵部,相當於當下國防部和四總部;刑部,相關於當下公檢法等司法機關;工部,相關於當下建設部和水利部及農墾局等。

六部有哪些職責各部尚書雖然品級相同,但重要程度還是有先後的。一般是按照富、貴、威、武、貧、賤,來給六部來排序的。

富是指戶部,戶部管錢糧,所以戶部象徵著富;貴指吏部,吏部管京裡京外的大小官員,所以吏部佔個貴字;威是指刑部,刑部堂審案時要喊威武,所以刑部確實威風八面;武是指兵部,其主管戰事、刀槍、糧秣,也算名副其實;貧是指禮部,其管教化,清水衙門,貧很正常;而賤是指工部,由於其往來打交道的都是工匠,他們操的是賤業,所以工部得一賤字。

在三省六部制的行政流程裡,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封駁詔令,尚書省負責執行詔令。而中書省起草的詔令代表的是皇帝的旨意,門下省稽核和封駁這些詔令不就是在稽核皇帝的旨意嗎?是不是意味著皇權實際上會受到三省制的限制呢?

確切地說,趙昺認為是有的,雖然皇帝制度或皇帝稱號已然決定了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沒有人能限制或制約皇權。但因為皇帝行使權力時需要透過一定的人員和機構,按照一定的程式和方式進行。三省六部制就從制度上為臣下提供了約束皇帝的行為從而讓其不濫用皇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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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深受其‘害’的就是封駁,他下達的旨意需要中書起草,門下負責稽核。門下省若是覺得詔書有問題,就會塗改詔書然後打回,這種行為有個專用稱呼,叫做塗歸。而門下省不僅僅稽核皇帝的制詔,各地方、各部門上奏給皇帝的奏章,也是必須先經過門下省稽核。

如果這份奏疏所講的事情,門下省認為合理,就簽署稽核意見,交由中書省討論並呈送皇帝御覽,如果門下省認為不合理,就簽署反對的意見,打回去。由此可見中書省、門下省都在一定程度上干預皇帝的言行,力圖使皇帝的所作所為在制度框架內,以使皇帝不能專權。

當初趙昺嫌自己的權利受到制約,後來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名,將中書門下虛置,變成了有名無實的單位。而重大事宜則由左、右相和參知政事及樞密院正副使組織堂議,或增加六部尚書同堂議事。一旦得以透過,由他在決意上加蓋印璽,旨意直接下達給六部或各軍執行。

而趙昺的‘私旨’只要不是涉及國事,只需左、右相或是值守的參知政事簽署就可以傳送六部或地方執行。而後設立軍機處也是以擠壓相權為目的,後來一連起草詔書和稽核奏章也交由御前辦處理,以致有人將御前辦主事稱為‘內相’,有了取代外朝的趨勢。

所以趙昺雖然當初建立御前辦只是想減輕自己的工作壓力,協助自己分類整理檔案,收集資料和保管重要文件,對接中央和地方部門工作,而成立的秘書處。但實際上當下的御前辦已經有了中書省和門下省的一些職能,參與到重大事件的前期決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朝廷的運作程式和事件走向。

趙昺當然清楚如此做在戰時和處理突發事件,作為一個臨時機構存在勉強算的上合理,而他的目的也是在透過在御前辦工作,受到自己的思想影響,並作為後備幹部進行培養。但是作為帝王的幕僚,這些人在資歷和理政經驗上皆相差甚遠,無法承擔參贊軍機的作用。

當前形勢趨好,領土已經穩定在淮河沿線,面積比當初在瓊州擴大了百倍有餘,人口也已經達到四千萬左右,事情也是越來越多,到了目不暇給的地步。趙昺以為現下的朝廷機構並沒有能與時俱進,不但自己對紛雜的事務難以及時處理,朝廷也已經不堪重負。

因此調整朝廷機構,理清運作程式及完善議事和決策職能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而趙昺想著要逐步健全相關機構。但是他對增設那些部門,如何確定職能還只存在於設想當中,並沒有詳細的方案。所以今日便與王應麟提及此事,想在回京前能有個眉目。

眼下從三省六部制的優點來看,它確實是一項很好的制度。是不是優點多就一定會得到長期推廣呢?趙昺的答案是否定。中書門下體制建立以後,三省機構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更趨嚴密和完善。但三省與宰相分離,中書門下成為宰相府署,獨立於三省機構之上。

在這種體制下,中書門下直接指揮諸使、諸郡、諸軍執行政令,宰相對於行政事務的干預越來越強,甚至直接下行過去由尚書六部處理的事務。宰相與君主的聯絡更多的作為“參總庶務”的政務官,而不再是“坐而論道”的諮詢者。

而今選擇恢復三省制,是完全照搬前朝的版本,還是吸取前人的經驗,有選擇的保留,趙昺還在猶豫。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增加公職人員和開支的問題,還涉及到如何維護自己權益的問題。一旦放權過多,自己多年的努力豈不前功盡棄,重新被架空,弄不好又變成了吉祥物被人供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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