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歲嫁到伯嶺，那時，伯嶺這裡有幾十戶人家，我公婆家是這裡的富戶。我丈夫參加了國民黨的三青團，東北民主聯軍打過來，建立了南滿解放區，他逃到了瀋陽，從此就再也沒有音信。”
“1948年冬天，有天晚上，家裡來了一個陌生人，他一身農民的打扮，腰裡卻有一把手槍。他捎來了我丈夫的一封信，信上說，瀋陽馬上就守不住，他要撤到臺灣。來人是他的救命恩人，請收留他。”
“這個人叫馮江津，關裡人，個子很大，很學問。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原是東北剿總的上校參謀。我們留他在家裡住下。”
“我公婆不在家的時候，我們兩人就在一起聊天。他給我講了好多山外的新鮮事。他出生在山東A市，世代書香門第，爺爺曾當過民國政府山東省教育廳長。他在天津北洋大學學的是化學，後來抗日時，投筆從軍。”
“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天天教我識字唸書，後來我就能自己讀書了。”
“漸漸地，日久生情，我們就好在一起了。”
“我公公婆婆先後在建國那年，在山裡採藥，遇到狼群，被咬死了。家裡只有我和他，我們像夫妻一樣過日子。後來，我懷孕了，生下了孫平他爸爸。”
“孫平他爸爸滿月那天，解放軍的剿匪小分隊進山，有人舉報，我家裡有一個來歷不明的外地人。解放軍便派了一個班的兵力來抓。那天，他正在院裡幹活，發現山下有解放軍往這裡來，他便逃上了山。”
“解放軍問我那人哪裡去了，我便謊稱那人是我表哥，來我家串門，前幾天回關裡了。”
“從那以後，他不敢再回家裡住，藏在一個山洞裡，隔一段時間，給他送一些糧食。後來，他漸漸地適應了山裡的生活，自己打獵，採山菜，用獸皮縫衣服，基本能夠自給自足了。”
“鎮反的時候，風聲越來越緊，好多逃亡的四類分子被抓住，押回鎮裡，直接槍決了。他很害怕，便躲到了更深更偏遠的山洞裡，離這裡有幾十裡。我不能常常去看他，只是每年給他送一兩次食鹽、火柴、火藥和肥皂等必需品。”
“改革開放後，聽說政府落實政策了，像他這樣的國民黨軍官回鄉，不但沒罪，政府反而待為上賓。我勸他出山，回家過正常生活。可他堅決不相信自己會被寬宥，不敢出山。而且，他在山裡完全習慣了，由於長期一個人生活，不太會說話了。他告訴我，他正在修煉一種什麼功法，說是能成仙得道。”
“我勸不動他，但心裡放不下他。我們這裡窮，政府每年都要救濟。後來，政府想了一個一錘子買賣的辦法，把山民移民到山下的富裕村子裡落戶。伯嶺幾十戶人家都搬到山外了，我牽掛著他，所以一直住在這裡。”
“前些看，我一年總要去看他一兩次，每次都勸他回家裡來住。可他就是不幹，每次我都是滿懷希望去，失望地回來。他也太倔了，我勸不動他。”
“這兩年，我老了，腿腳越來不行，走不動了，已經好幾年沒有去看他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了。”
老太太說到這裡，眼裡噙滿了淚花。
孫平驚呆了，“奶奶，你是說，我有個爺爺住在山裡？”
“是的，”老太太撫摸著孫女的頭髮，慈愛地說，“他是你親爺爺。你其實應該姓馮，而不姓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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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我爺爺一個人住山洞裡，那多可怕呀。明天，我同井建民一起去山裡找他，把他接回家裡住。”
老太太點點頭，說：“也許，他見到了孫女，會答應回家來住？”
井建民也被這傳奇的故事所打動。他想，這馮先生在山裡住了一輩子，對於伯嶺的大大小小的砬子，一定瞭如指掌。找到了他，就有希望找到白玉砬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