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申請書隨便寫寫也可以,但要想防止海浪般的侵權,就一定要寫的極認真方可,而且必須有律師輔導來寫。

所謂術業有專攻,搞科研的人也許擅長自己的科研領域,但要將自己的科研成果申請成專利,卻少不了專業的專利律師的輔助。

醫藥行業尤其如此,就以楊銳讀研時的經歷來,那些邀請學校教授去指導的藥廠,多數目的都是給成型的化合物加一個沒用的側鏈,比如阿莫西林,中國少有兩位數的廠家在生產側鏈不同,效果雷同的阿莫西林,還都不觸犯專利法。

若是要形容的話,這就相當於各個廠商給一顆相同的樹嫁接不同的紙條,然後嫁接後的樹種去賣一樣。

起效果的是樹幹,而不是嫁接後的樹幹,但專利律師無法證明此,樹幹的專利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當然,嫁接,或者增加側鏈也不是增加就能增加的。給一個化合物增加側鏈容易,要側鏈不發揮作用卻不容易。通常來,增加了側鏈的化合物都會有有益或有害的結果,有害的居多。如果得到有益的結果,那自然最好,如果得到有害的結果,比如降低了效力,增加了副作用,那就要看有沒有超過標準。

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就要撰寫極其專業的專利申請書,並且往往需要專利律師據理力爭,才能得到。

另外,全球00多個國家,就有00多種不同的醫藥法律。外國並不是一個國家,歐美也不是一個國家,甚至美國的法律都不是一種,要想在聯邦制的美國申請專利,不可避免的要在不同的州做不同的法律工作。

這些都要花錢,而且價格不菲。

律師們的收費,一向是怎麼貴怎麼來的。

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中國企業為什麼不願意申請專利?因為根本不划算,律師們的機票錢,他們都付不起。

事實上,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醫藥公司,也不可能同時在全世界00多個國家申請專利,他們也依舊是有側重的。

比如中國,直到加入to以前,都是遊離於專利圈子之外的,即使是大型醫藥公司,也不指望從中國拿到專利費用。

因為中國的法律複雜,大型醫藥公司找不到合適的代理人,找到了合適的代理人也難以打贏官司,打贏了官司也難以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跨國醫藥公司也不會輕易啟動法律武器——這武器沒用,又貴,要它做什麼。

也許有人會,這樣的狀態似乎很不錯,仿製藥能夠大幅度降低人們的醫療成本,省下給老外的專利費,能投入到更多的民生工作當中去。

然而,現實向來是獎勤罰懶的。且不經濟和社會學的層面,就藥品本身而言,不付專利費的生活也堅持不了多久。

人體基因組計劃以後,世界各國的藥企都開始關注基因學了,用不了十年二十年,針對基因的藥物就會出現,與之帶來的副作用或許就是針對人體的基因不同,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二戰後的研究已經發現,一些藥物對不同種群的人會有不同的效果,不僅僅是藥效問題,還有副作用問題。

比如80年代就有的別嘌醇,它對黃種人的副作用機率極高,副作用種類極多,且有致死率,但對白種人和黑種人則不會有致死的副作用,發生過敏的機率也較低。因此,海外華人若是使用這種藥,都要做一次基因篩查,看有沒有致死基因,因為基因篩查要花數百元,國人自然都是不做的,醫院也懶得搞,致死不致死的,就憑運氣了,反正機率和中彩票差不多,運氣好的話還能急救過來……

現代藥物經常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投放市場,如果中國人始終遊離於於專利圈子之外,依靠專利吃飯的國外醫藥公司是不會免費製作針對中國人的藥物的。中國藥企如果努努力,也許能做出幾種針對中國人的藥物,但地球上的疾病千千萬,同樣的病,老外吃吃藥就好,中國人只能一家人眼淚汪汪,怎麼想都是不舒服的。

對楊銳來,pcr的利益也必須透過專利來體現。

而為了牢牢的抓住pcr的專利權,楊銳亦是不惜血本,李章鎮找來的律師不僅履歷漂亮,職業生涯可圈可,收費亦是可圈可,從踏上飛機開始算錢,每時00美元的收費,意味著光是到北京市,就要楊銳數千美元,整個案子下來,少得一個星期時間,起碼得五萬美元。

84年的5萬美元,放在美國也是一個普通教授的工資了。這還只是採證的時間,後續的專利申請可能耗時數月乃至數年,還有的是花銷。

所以,專利是有錢人的專利,是馬太效應的體現。然而,在保護自己的權利的各種方法中,專利立法是最便宜簡單的。

在等待律師辦理入境事宜的時間裡,楊銳再接再厲,繼續實驗。

如果是中式的人物傳記,或許凝膠做出條帶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然而,真實的實驗室,從來都只講究真實的證據。

研究做到一半,把最寶貴的靈感都表現出來就不做了,然後被人搶了研究成果的傻瓜,不知凡幾。

楊銳先是在錄像機的全程拍攝下,又將原來的實驗做了一遍,幸運而理所當然的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順便花了上千美元的錄像帶錢。

如流水般嘩嘩的花了出去的錢,看的黃茂也是眼皮直跳。

身為實驗室的副主任,黃茂覺得自己有責任規勸楊銳,最重要的是,他和塗憲、王曉芸辭職來到華銳實驗室,並不僅僅看重了高薪,他們還希望在這個改革的時代,能做出一番事業來。

如果華銳實驗室因為楊銳的胡作非為而倒閉的話,無論事業還是高薪,都將是無根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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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規勸也是應該講究方法的。

黃茂首先研究了楊銳的工作,認真瞭解他的工作內容,接著,黃茂搶在楊銳開始新一輪的實驗和拍攝前,拉著楊銳道:“我想提出一個意見。”

“你。”楊銳目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狀態,精神也高度集中。

黃茂理解這種狀態,因此,黃茂也是從研究方面道:“我覺得你現在沒必要進行拍攝,因為你的實驗並不完備。你沒有對照組,我覺得,攝像起碼應該等到有對照組,最好是對照組都做出來以後,重複實驗的時候再拍,你是不是?”

對照組和多項試驗是現代科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透過常規的科研評測。

楊銳早有準備的道:“我知道,之前,我首先要進行的工作是證明擴增可行,現在我證明了,之後我會將包括對照組在內的實驗補齊,這也是我下一階段的主要工作,為了節省時間,我還是想邊拍邊做。”

直到目前為止,楊銳仍然不能就學術意義上證明pcr成功。

pcr複製的是dna,dna在顯微鏡下能看到,但要證明pcr複製出來的都是想要的dna——這是關鍵——是需要一系列的理化檢測的。

換言之,楊銳知道自己做出來了,他還要證明自己做出來了,才會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如果是宗教,這時候就是“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的時候了,科學沒有這種毛病,評估一種方法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是有一定之規的。

楊銳在前面幾個月裡準備的儀器和資源,大部分是為了證明而準備的。

黃茂恰恰是看著這些儀器和資源心疼,勉強笑道:“你以前不是做完實驗就發表論文,然後讓同行們去給你查遺補缺嗎?我還是覺得這種方法好,效率高,省錢,省時間。”

“我以後可能仍然喜歡這種辦法,唯獨這個實驗不行,我要自己做完所有的對照實驗,還有其他該做的實驗。”楊銳可不準備把任何一功勞分出去,哪怕這並不會影響他的榮譽。

黃茂愁容滿面:“所有的對照實驗?那是多少?”

“大概0個左右吧。”楊銳嘆了口氣,這個工作量是著實不的。

黃茂卻已是瞠目結舌:“你就這麼看好這個專案?”

“非常看好,你想想看,他能用幾十個時的時間,將一條dna擴充套件到幾十億條,這個用途太大了。”

對學術討論,黃茂向來是有一一的道:“我們有必要生產那麼多dna嗎?還是相同的dna?”

“當然有必要,這是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非常重要。”楊銳立即開始講述pcr的重要作用:“pcr可以簡化克隆步驟,可以消除反應本底,強化雜交訊號,大量dna的合成,還能讓實驗室裡的樣品處理變的更容易,我們可以輕易的給實驗樣品做出複製,而且複製的結果可行。”

“複製的結果可行,目前還不能確定吧。”黃茂並不因為楊銳是老闆而有所偏頗,認真的道:“凝膠中的dna是擴增了沒錯,但是不是有雜質,還不好。”

任何論文都可以寫出成千上萬字的重要作用,可基金會批准的時候,仍然有成千上萬的專案被放棄。

黃茂沒有就實驗本身繼續下去,而是換了一個角度勸道:“現在的生物技術的熱是抗癌藥物。你看美國的藥谷,能夠得到經費的,要到風險投資的,都在做抗癌藥物,咱們雖然不也要跟風做這個,但這個專案,實在沒必要投入太多的資金。”

最後一句話,才是黃茂談話的主要目的。

華銳實驗室的資源是有限的,楊銳對pcr專案傾注的資源,已經影響到了其他的專案。

楊銳想都沒想就拒絕,開玩笑,華銳實驗室成立之初的目標就是pcr,如果有必要,他會將所有資源傾注在pcr專案上。

然而,楊銳還是想了一下,細心解釋了起來。

做出成果是第一步,證明成果是第二步。

而證明成果,就需要這群牛們來幫忙了,楊銳不得不開始人生第一次的服式教育:論我的專案有多牛!

李文強、張學通、塗憲等人都圍攏了過來。他們現在都是科研猿的幹活,與科研狗的最大不同,就是允許擁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畢竟屬於靈長類動物了,如果實驗室裡的體力活是屬於科研狗的,那腦力活就是科研猿的。

而要讓動腦子的人努力工作,就得讓他們理解和贊同你。

這是每名實驗室管理者都要面臨和解決的問題——尋求理解和贊同。

愛迪生需要解釋為什麼換燈絲,而不是燈頭;奧本海默需要解釋為什麼選擇內爆式而非槍式;阿波羅登月計劃也需要解決太空梭還是宇宙飛船的選擇困難。

除了向手下解釋,向投資人和老闆解釋和推銷自己,亦是實驗室負責人的主要工作。

楊銳以往的學術經驗幫不上多少忙,倒是做補習班的時候,每天給學生家長做解釋,鍛鍊了他的服能力。

楊銳乾脆就將幾個人當做學生家長,開始推銷自己的專案與方案。

李文強等人連上門推銷都沒有經受過,哪裡是楊銳的對手,一會兒就聽的不自覺頭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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