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鑑《大公報》這個想法倒是可以。這幾年，我蒐集了一些《大公報》對共宣傳戰的經典新聞和評論，你們可以看一看。”
匡科長說罷，便從自己的書櫃裡拿出幾張《大公報》報紙。
“為什麼社會公眾如此關注《大公報》這份報紙？你們看完這三期報紙上的評論就明白了。”
匡科長將這三張《大公報》報紙在桌面上攤開，上面有用紅筆勾注的三個比較顯眼的評論標題。
第一篇是1941年5月1日王芸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社評一篇:“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
第二篇是1945月10月5日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為《為交通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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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是1946年4月16日王芸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
《大公報》可以說是國內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民國時期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
由於它排版精美、內容多樣，每日印刷量達幾萬以上，深受老百姓的喜愛。
《大公報》雖然只是一家民間報紙，但在抗日時期，堅決抗日的這一基本立場卻始終沒有發生改變過，對抗日戰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可是，在解放時期﹐《大公報》從總體上對國民黨持有支援態度，這跟蔣委員長在背後對《大公報》加大支援力度有關。
這個問題，從《新華日報》和《大公報》在這五年間發生的三次針鋒相對的論戰可窺一斑。而且，其中幾次論爭的問題都同國家、民族的榮辱興滅息息相關。
報紙在作戰科幾個人的手裡傳閱著，肖天浩臉上始終掛著淡淡的微笑。
肖天浩平時也喜歡看報，在顧玉芬的印刷廠裡，他幾乎將每一期的《新華日報》都翻閱過，因此，他對國共這三次有名的論戰過程一清二楚。
為了讓國統區人民瞭解真相，認清當前形勢。延安方面針對《大公報》上的三篇社論及時地進行了反擊，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致大公報書》、《與大公報認國是》、《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三篇社論。
隨後，許多進步報刊也群起批判，有理有據，最終以《大公報》失敗而告終。
“我認為《大公報》成功之處在於，它善於抓住公眾的眼球，發表一些有利於黨國的焦點新聞和評論。肖科長，你認為呢？”
匡科長說著，便轉臉問了肖天浩一句。
“匡科長見微知著、真知灼見！可是，這些老牌的報社畢竟底子厚，他們旗下也集中了很多知名記者和評論家。我們的困難之處在於，沒有他們這幾個方面的優勢啊！”
肖天浩在承奉了匡科長一句之後，又提出自己的質疑。
“對！肖科長說到點子上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蒐集關於共黨負面新聞的情報，從民眾中挖掘出一些有利於黨國的新聞素材。”
匡科長篤然地說道。
“蒐集新聞素材不是大同新聞社的事嗎？我們這幾個人能忙得過來嗎？”
吳衝對匡科長的想法有些不明白。
“《金陵時報》在民眾中已是沒有什麼關注力了！我現在考慮的是再創辦一份新的報刊。這樣，我今天給大家分工一下。報刊名、經費這些事情由我這邊來負責。小曼就在辦公室坐班負責協調工作，你們五個人明天開始分別到南京各個區進行摸底和調查。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一定要拿出讓毛局長滿意又能吸引公眾眼球的新聞和社論來，爭取在第一期報刊中一炮打響。”
匡科長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顯然，她對這一次的“心戰”的宣傳已經下了不少功夫。
回到辦公室，曹陽、吳衝幾個已經在忙著打電話聯絡，只有肖天浩一個人淡定地坐在那裡翻閱著報紙。
“喂！你手下有沒有線人啊？”
陸曼見肖天浩坐在那裡不動。以為他正無計可施、在那裡發愁。便探過頭來關心地問了一句。
“線人？什麼線人？”
肖天浩不明地問道。
“也就是你的手下啊！沒線人你如何蒐集新聞素材？”
陸曼對肖天浩問話有些哭笑不得。看來，這個新來的副科長對於新聞媒體方面還是沒有多少經驗。
“哦，原來是這樣！科長不是說半個月的時間嗎？不焦急，明天我到中山路走走再說。”
肖天浩調查和摸底的區域是在中山路一帶，也就是南京最繁華的地區。貫穿著玄武區、秦淮區、鐘樓區幾個區域，人流量很大。
…………。
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之後，中山路一帶的文化氣息也日益濃厚起來。
中山北路整條街道一走下來，肖天浩已經看到大大小小五、六家書店了。
小曼這麼一提醒之後，肖天浩知道要想按時交差，沒有幾個“線人”的幫忙，那根本無法完成任務。
於是，今天一早起來，他便帶好證件順著中山北路一路逛下來。他一邊走一邊思考著。
保密局進行“心戰”宣傳不外乎就是三種方式。主要是透過報紙宣傳方式、另外兩種就是廣播電臺和書籍畫冊等。
戰後，民眾的生活很是困難，加下物價飛漲，一般的家庭根本買不起收音機。
因為，當時的收音機算是昂貴的奢侈品。196年，一臺多管收音機的售價就在500—800大洋之間。隨著技術的進步，產量的激增，收音機的售價逐漸下降。但對普通市民來說，置備一部收音機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書籍畫冊價格也不低，而且有文化的市民比例也很低。因此，普通民眾獲取信息的方式主要還是透過報紙，這也是匡科長想透過創辦新報刊進行“心戰”宣傳的主要原因。
對於匡科長安排的任務，肖天浩此時在心理並沒有抗拒，反而有一絲興奮的感覺。
從到心理作戰科工作的第一天起，肖天浩已經清楚自己角色上發生的變化。
那就是自己的潛伏任務已經由原來透過行動獲取情報，已經轉變成為現在的透過收集、分析公開資料獲取情報。
透過與顧玉芬的交談，肖天浩瞭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搜集情報的手段也是日新月異。對於各國的情報機關來說，收集情報的手段也有了新的變化，而大部分的情報來源仍然不失為從公開的報紙刊物和廣播電臺中獲取。
肖天浩經過反覆思索，覺得既然上級組織給自己安排的任務是蟄伏，那透過公開報刊圖書的收集和分析來獲取情報，這種方法無疑有利自己的潛伏工作的隱蔽性。
然而，這種具體、繁難的工作單靠他一個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肖天浩現在必須在調查和摸底工作中，想辦法物色一些可靠的“線人”，幫助自己完成收集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來源資料。
想到這裡，肖天浩便往楊公井方向走去。
“欲購舊書者，必至狀元境”；“欲買新書者，須赴花牌樓”，這是民國南京讀書人熟悉的兩句話。
所謂“花牌樓”，大抵是指太平南路以楊公井為中心的南北地。楊公井一帶是南京著名的書店街，也就是有名的“花牌樓”。
來到書店街，肖天浩發現這裡不僅私家書鋪扎堆營業，而且書店鱗次櫛比，衡宇相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