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省化工研究院下屬分廠谷坦合成化工廠會議室裡，十多個人聚在一起開會。三月天，百花盛開的日子，萬物復甦，天氣陰晴不定，先是太陽，接下來又是冷空氣，氣溫驟降到了六七度，氣溫雖降，可每個人額頭都是大汗淋漓，身前都攤著一本冰箱生產線鑑定材料。
“同志們，整一年了，國家花了巨資，引進了冰箱壓縮機等等的關鍵性技術，其它各部各組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而我們呢，我們接手的只是冰箱門縫上的密封塑膠條攻關，就這麼個小東西，整整一年零三個月了，沒有任何進展，一降溫到零下五度以下就發脆。我清楚地記得，1980年1月12日，我們從上級接手了這個課題，立下了軍令狀，保證在當年10月1日前完成，向國慶獻禮，結果，獻禮變成了獻醜！丟臉都丟到姥姥家了，到了今年國慶，我們是不是還要再獻醜一次？”
拍桌子說話的人是化工研究院的黨高官王嶽雲，原來是部隊裡的團級幹部，三十多歲，因為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受過傷，額上留下一個癍痕，轉業安置到院裡的。那癍象是一隻眼睛，加上王書記面目英俊，作風硬朗，所以，同事背後又稱他為冷麵楊戩。
“王書記，我們不是在搞形象工程，而是在搞科學，密封塑膠是在低溫的條件下使用，所有物質在低溫下都會變硬變脆，這是常識，並不因為條子小，它的研發難度就小。產品沒有按期研發出來，我負主要責任，可承接這個產品時，我就提出，要配套地採購對應的高分子結構分析裝置，可研究院到目前為止都沒給採購。”課題組負責人陳穎林毫不示弱地反駁道，“科學不是喊口號就能解決的，分析儀器就象我們的眼睛，沒了眼睛，我們怎麼進行實驗，如果打仗不配給你雷達，能戰勝敵人嗎？為了節省資金，拒不同意採購高分子結構分析的裝置，這個責任也得有人承擔。”
陳穎林今年已近60多歲了，新中國剛成立沒幾年就從國外回國，是個老資格的科學家，人生中幾上幾下，歷盡風風雨雨，為了這個產品的研發，心中早窩了一團火。
王嶽雲冷冷地說道：“你看看其它的課室，哪個課室的分析裝置配置的有你們好？有機室什麼分析裝置都沒有，連矽膠板都是自個用鋪板機一張一張鋪的，他們不照樣完成了好多個化合物的合成？不要老毛病又犯了，把失敗的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誰不希望有高檔的分析儀器，這個得燒錢，如果有錢，我會省著不進分析裝置？雖然，我不是專業出身的，可這道理我還是懂幾份的。現在是有條件得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得上！”
“為了這個專案，我們是申請了1000萬元國家基金的，結果，是誰說幾臺不到桌子大的機器就得這麼多錢，不值，把這錢拿去蓋了專家宿舍與小食堂？我們的高分子產品與有機室的產品能一樣嗎，有機室合成的產品分子量比較小，可以用矽膠板解決，我們合成的是高分子化合物，矽膠板爬得動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不能拿一把鋤頭當斧子吧？”陳穎林也是真刀真槍地與王書記對壘了起來。
姚宇亮院長站起身來發言道：“改建宿舍樓前，王書記曾經對我說過一番掏心窩子的話，他說，‘你們搞科研的，條件這麼清苦，我一直看在眼裡，痛在心裡，住不好吃不好身體誇了，誰受得了，我不想我們院的科學家去做焦譽祿第二，我要的是你們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地為國家作貢獻。’王書記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批下了新宿舍樓的改造方案，新宿舍樓在座的那一個沒搬進去住，新食堂那一個沒進去吃？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吃住條件好了，是王書記為我們創造的結果。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一分錢落入王書記個人的腰包。”
聽到動情處，王嶽雲接過話題眼淚盈眶，“我是軍人出身，沒有彎彎腸子，聽說過很多議論，說我是外行領導內行，沒錯，做研究我不在行，所以，想全力配合你們把你們照顧好，錯誤地認為少一臺儀器可以送到其它的研究所裡檢測，冒著天大的風險批下這個宿舍樓，沒想到導致產品研發的失敗。這個責任我擔，我向上級檢討。”
“這怎麼能由王書記一個人擔呢，我也是黨組成員，當時我也投了贊成票。”姚宇亮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現在，說什麼都晚上，只討論怎麼做，把丟失的時間抓回來。”
陳穎林也感覺自個話說重了，起來苦著臉檢討說：“首先，是我的水平不夠，才導致研發程序緩慢的，王書記一身為公，我剛才的話說得不對，現在誠致地向王書記道歉，要說責任，第一責任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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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的氣氛緩和下來了，但檢討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大家想不出好主意，現場一時出現僵局。
合成化工廠林海林廠長看到會場靜悄悄的沒人發言，連忙站起身來，假意地看了看手錶，笑著說道：“要不，大家先吃飯吧，只有餓死的人，沒有憋死的人，車到山前必有路，辦法總比困難多，總不能餓著肚子想辦法吧，說不定，吃飽了，方法也想出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