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漏洞
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擊開始。
這一天，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剛剛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開啟閱覽，卻被驚得目瞪口呆。
奏疏的大致內容是說：太監不過是下人，卻一直參與政治，我高拱實在看不過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議，收回司禮監的權力，並對敢於亂湊熱鬧的有關人等進行嚴懲。
馮保懵了，卻並非因為恐懼，而是他怎麼也想不通，高拱為何會犯如此低階的錯誤！
對這封奏疏中的建議，馮保早有心理準備。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動手是遲早的事情，但用這種方式直接上奏，卻著實讓人匪夷所思。
因為雖說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時代的事情了，隨著皇帝越來越懶，許多文書都是由太監轉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丟給內閣，讓內閣票擬處理意見，然後再轉給司禮監批紅蓋章，事情就算結了。
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檔案都是我蓋章，怎麼還會上這樣的東西？難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馮保把腦袋想破，也沒明白怎麼回事，但這個事總得解決，於是他扣住了奏疏，沒有轉交內閣，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個字，然後批紅蓋章，還給了高拱。
這六個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這又是一句傳說中的廢話，什麼祖制？怎麼遵守？
然而高拱並不生氣，他明知這六個字出自馮保的筆下，卻只是冷笑了一聲，對同在內閣的張居正與高儀說了這樣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儀搖了搖頭，張居正笑了。
馮保，你儘管鬧吧，很快你就會知道我的厲害。
高拱沒有就此罷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並特地說明，皇帝公務繁忙，就不勞煩您親自批閱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內閣就行，內閣有人管。
誰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簡單，翻譯過來就是：馮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當了一回皇帝，籤了我的奏疏，這次就不勞煩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給內閣，當然，也就是交給我，我自己來籤。
一見這傢伙又開始鬧，馮保就頭大，要私留檔案可能要出麻煩，反正這封奏疏只是要個名分，那就給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給了內閣。
這是一個差點讓他送命的決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馮保有文化得多，輪到他當皇上，大筆一揮刷刷刷，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個字，其大體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對時政非常有用，顯示了你的忠誠，就按你說的辦吧！”
高拱表揚高拱，也算有性格。
檔案又送回了馮保那裡。看了高拱的批覆，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嗎？但無奈之下，他還是蓋了章。
不就要個名分嗎，你還能翻天不成？給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個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馮保，你還太嫩。
這一天是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計劃圓滿完成，第二波攻擊即將開始。
隆慶六年六月十三日，馮保最黑暗的日子來到了。
工部都給事中程文上書，彈劾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罪大惡極，應予懲辦，主要罪惡摘錄如下：
身為太監，竟然曾向先帝（隆慶皇帝）進送邪燥之藥（春藥），導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還假傳聖旨，以實現自己掌權的野心。總之一句話，奸惡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說法，不但馮保的官位是改聖旨得來的，連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負責，這是把人往死裡整。
同日，禮部都給事中陸樹德、吏部都給事中雒遒上書，彈劾馮保竊權矯詔，應予逮捕審問。
這還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陸樹德、雒遒都是都給事中，也就是所謂科長，手下都有一大批給事中科員，科長出馬，科員自然也不會閒著，四處串聯，拉關系鬧事，京城裡人聲鼎沸，殺氣沖天，不把馮保千刀萬剮不算完事。
馮保崩潰了。他這才知道高拱的厲害，但他已然束手無策，而且高拱手上還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禮監權力的奏疏，找皇帝說理也沒戲，馮太監徹底絕望了。
事情十分順利，現在只剩下最後的一步，天下將盡在我手！
隆慶六年六月十四日，最後的準備。
高拱去拜訪了兩個人——張居正、高儀。雖說他一直以來都把這兩個人當擺設，但畢竟是內閣同僚，要想徹底解決馮保，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援。
但高儀的態度讓高拱很失望，無論高拱說什麼，這位老同學兼老實人都只是點頭，也不講話。於是寒暄幾句之後，高拱便離開了。
張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熱情地招呼高拱，並尊為上賓。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溫暖，隨即將自己解決馮保的全盤計劃告知了張居正，當然，最後他還是問了一句：
“高儀那邊已經沒有問題，你怎麼樣？”
張居正毫不遲疑地回答：
“自當聽從差遣！”
為表示決心，他還加上了一句：
“除掉馮保，易如反掌！”
高拱滿意地走了，他還要忙著去聯絡其他人。
張居正也很忙，他要忙著去找馮保。
至此，馮保終於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計劃，然而在極度恐慌與憤怒之後，他才發現自己毫無辦法，滿朝都是高拱的人，罵人的言官都是對頭，唯一的盟友張居正，也不過是個次輔，無濟於事。
馮保急了，張居正卻絲毫不亂，他鎮定地告訴馮保：有一個人可以除掉高拱。
“誰？”
“皇帝。”
馮保恍然大悟，這段時間忙裡忙外，聖旨都是自己寫的，竟然把這位大哥給忘了。雖說他才十歲，但畢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決高拱，那就沒問題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沒矛盾，他憑什麼支援我們呢？
面對著馮保的疑問，張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話而已。”
張居正的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
“不過，這句話還需要改一改。”
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馮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報告一個極為重要的情況：經過自己的縝密偵查，發現了高拱圖謀不軌的陰謀。
既然是陰謀，既然是圖謀不軌，那自然要聽聽的，於是十歲的萬曆皇帝好奇地抬起頭準備聽故事，旁邊站著緊張到極點的李貴妃。
當然了，馮保是有犯罪證據的，且證據確鑿，具體說來是一句話：
“十歲孩童，如何做天子！”
從“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歲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幾個字，就從牢騷變成了謀反，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實在讓人歎為觀止。
雖然張居正搞文字獄，耍兩面派，狡詐陰險到了極點，但他還是說錯了一點——真正能夠解決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媽。
皇帝他媽，就是李貴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婦。
用這個稱呼，絕無不敬之意，只是她確實是個寡婦，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講學的時候，曾幾次談到張居正，講完後下面遞條子上來提問，總有這樣一個問題：據說李太後（即李貴妃）和張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屬實？
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是十分認真地回答那位認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確實不知道，因為即使他們倆之間有什麼冬瓜豆腐，史書也不會寫。至於野史，張大人和李寡婦連孩子都有了，這種事情，亂講小心被雷劈死。
但這些傳言充分說明，李貴妃是一個不一般的女人。她並不是什麼名門閨秀，只是一個宮女出身，但據說人長得很漂亮，是宮裡面的頭號美女，而且工於心計，城府很深，是一塊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當時，真正拿主意的並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萬曆，而是這位李寡婦。
於是李寡婦憤怒了，皇帝剛剛去世，你高拱竟然來這麼一下，欺負我們孤兒寡母！
為了把戲做全、做大，據說張居正也出場演了一回，還和馮保唱了雙簧，說高拱準備廢了萬曆，另立藩王，講得有鼻子有眼。
這下子連十歲的萬曆都憋不住了，張大人和馮太監的謊言深深地傷害了他幼小的心靈，直到後來高拱死了，他連個葬禮儀式都不批，可見受毒害之深厚。
李貴妃就更不用說了，高拱那個乾瘦老頭，一看就不是好人，張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長得帥，不信他還信誰？
就這麼定了。
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成敗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興奮，因為一大早，宮裡就傳來了訊息，命令六部內閣等機關領導進宮開會。在他看來，這必定是彈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態了。
想到多日的籌劃即將實現，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一反常態，派人去找張居正與高儀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親眼目睹他的勝利。
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前幾天還活蹦亂跳的高儀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麼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見老實人雖然老實，卻未必不聰明。
張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乾脆：
“我前幾天中暑，就不去了。”
這個謊話明顯沒編好，不說中風癱瘓，至少也說你瘸了才好辦，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於是高拱再三催促，還說了一句之後看來很可笑的話，以鼓勵張居正：
“今天進宮理論，如果觸怒皇上，我就辭職不幹了，你來當首輔！”
張居正連忙擺手，大聲說道：
“哪裡，哪裡，不要開這樣的玩笑！”
首輔嘛，我是要當的，不過，無須你讓。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熱情，張居正還是上路了，不過他說自己不太舒服，要慢點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隨後就到。
這麼看來，張居正還算個厚道人——至少不願看人倒黴。
高拱興沖沖地朝早朝地點無極殿走去，卻意外地發現，一個手持聖旨的人已經站在了道路中間，於是他跪了下去，準備接受喜報：
“先帝殯天（即掛）之日，曾召集內閣輔臣，說太子年幼，要你們輔政，但大學士高拱卻專權跋扈，藐視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幹什麼？”
罵完了，下面說處理結果：
“高拱回籍閒住，不許停留！”
從聽到專權跋扈四個字開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狀態：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馮保，怎麼會被人反攻倒算？這位幾十年的老江湖徹底崩潰了，從精神，到肉體。
據史料記載，這位兄臺當時的表現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動窩。
但這裡畢竟是宮裡的御道，你總這麼佔著也不是個事。高先生還沒有悲痛完，就感覺一雙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來，所謂雪中送炭。
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後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卻看見了張居正。
張居正沒有食言，他還是來了，時間剛剛好，聖旨唸完，人還沒走。看起來，他剛知道這個訊息，臉上佈滿了痛苦的表情。
剛看到張居正時，高拱險些產生了錯覺，明明是自己被罷了官，這位仁兄怎麼比我還難受，活像死了親爹？
但張居正沒有讓他想太久，當
即叫來了兩個隨從，把高學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運就此終結。他聰明絕頂，歷經三朝，審時度勢，在狂風暴雨中屹然不倒，熬過了嚴嵩，趕走了趙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於擋路的人，甚至連徐階也被他一舉拿下，最後卻敗在了這個人的手下，這個他曾經無比信任的同志與戰友。
離開皇宮的高拱卻沒有心思去想這些，他必須馬上就走。因為聖旨的命令是“不許停留”，說滾就滾，沒有二話。
這是一個十分嚴厲的處理，一般官員被罷職，都能領到一張通行證，憑著證件，可以免費領取馬匹，在路上還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驛站），畢竟為朝廷幹這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給個人性化待遇不過分。
然而高拱卻分毫沒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劍的大兵，催促他趕緊滾蛋。於是這位曾經權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幾頭騾子，將就著出了城，後面的人還不依不饒，一直把他趕出二十裡外才回京，真是夠狠。
離開了京城，剛剛喘口氣，卻又遇上一個等候他們多時的人。與當兵的不同，這個人手上拿著一樣高拱急需的東西——驛站使用通行證。
然而高拱卻沒有接受，因為這位兄弟自報了家門：張大學士派我來的。
張居正實在很體貼，他一手導演了那道聖旨的誕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這裡，就當是送給高拱的退休禮物，朝廷第一號善人非他莫屬。
何謂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壞事要擦屁股，這就叫善人。
第一個獨裁者
高拱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當了，這個所謂的戰友同志，竟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敗類，然而為時已晚。
趕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證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廟，你裝什麼孫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的唯一方式表示了抗議——不收。
氣鼓鼓的高拱扭頭就走。在此後的歲月中，他埋頭於學術研究，偶爾也罵一罵張居正，為表示對此人的蔑視，他給了這位昔日同事一個響亮的稱呼——荊人（張居正是湖廣荊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該完了，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實證明，他實在是高估了張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償命的把戲還在後頭。
此時，最為得意的莫過於張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馮保與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幾個點子，就整倒了這位老到的政治家，為這個延續了三十餘年的死亡遊戲畫上了句號。
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為優秀的六位天才開始了角逐，除了一邊看熱鬧的楊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陣，近身肉搏。徐階等死了陸炳，除掉了嚴世蕃，把持了朝政，卻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後高拱高調上臺，風光無限。
然而勝利最終卻屬於一直低調的張居正，他等到了最後，也熬到了最後，在暗處用一記黑槍結果了高拱，成為了遊戲的終結者。
嚴嵩輸給了徐階，不是正義戰勝邪惡，而是他不如徐階狡猾。徐階輸給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為他更精明。現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實證明，我才是這個帝國最狡詐、最傑出的天才。
再見了，我曾經的朋友，再見了，我曾經的同僚，你的雄心壯志，將由我去實現。
其實我們本是同一類人，有著同樣的志向與抱負，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個位置實在太擠。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間已無人是我的對手。
好吧，那麼開始我的計劃吧，現在是時候了。
一般說來，當官能混到張居正這個份兒上，也就算夠本了。
高拱走了，內閣裡只剩下他一個人，但凡有什麼事情，都由他批示處理意見，批完後，去找死黨馮保批紅、蓋章。他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這位仁兄剛十歲，能看懂連環畫就算不錯了，加上皇帝他媽對他還挺曖昧，孤兒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說，從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張了。
綜觀中國歷史，一個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連皇帝都靠邊站，可謂是登峰造極了，要換個人，作威作福，前呼後擁，舒舒坦坦地過一輩子，順便搞點政績，身前享大福，身後出小名，這就算齊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張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沒邊，但凡有講中國話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聽過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為他幹過一件事情——改革。
什麼叫改革？通俗的解釋就是，一臺機器運行不暢，你琢磨琢磨，拿著扳手螺絲刀上去鼓搗鼓搗，東敲一把，西碰一下，把這玩意兒整好了，這就叫改革。
看起來不錯，但要真幹，那就麻煩了，因為歷史證明，但凡幹這個的，基本都沒什麼好下場，其結局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改了之後，被人給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幾十年，什麼不怕天變，不怕人怨，最後還是狼狽下臺，草草收場。
另一種則更為嚴重，是改了之後，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這位仁兄勵精圖治，想乾點事情，可惜過於理想主義，結果從改革變成了革命，命都給革沒了。
由此可見，改革實在是一件大有風險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兩個字——利益。你要明白，舊機器雖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飯，你上去亂敲一氣，敲掉哪個部件，沒準就砸了誰的飯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飯吃，性格差的，抱著炸藥包就奔你家去了。總之是不鬧你個七葷八素誓不罷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臺機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隨便動一下，沒準就是成千上萬人的飯碗，要鬧起來，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動這玩意兒，動這玩意兒的人都不怎麼正常。
然而張居正動了，明知有壓力，明知有危險，還是動了。
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餓死的饑民、無恥的官員；因為他知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為他相信，窮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
因為在三十餘年的鉤心鬥角、官場沉浮之後，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理想。
在我小時候，一說起張居正，我就會立刻聯想到拉板車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賜，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裡，是天字第一號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幹活，還特不討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個改革，還沒成功，說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到十幾年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這位張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那都是家常便飯。要說奸人，那就是個笑話，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趕跑了，你說誰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沒覺得他那個改革失敗了，要幹的活都幹了，要辦的事都辦了，怎麼能算失敗？
所以我下面要講的，是一個既不悲慘、也不陰鬱的故事，一個成功的故事。
在張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應該就是王安石變法，當然，大家都知道，他失敗了。
為什麼會失敗呢？
對於這個可以寫二十萬字論文的題目，我就不湊熱鬧了，簡單說來一句話：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自以為聰明，而張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自以為愚蠢。
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東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則它就絕不會誕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他痛恨舊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幫子吃閒飯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舊有的制度或許頑固，或許不合理，卻也是無數前人偉大智慧的結晶。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的人，都是無與倫比的聰明人，比所有自以為聰明的人要聰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瑣也罷，但是，有效。
所以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麼青苗法搞得不亦樂乎、熱火朝天，搞到最後卻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張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實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時候，當時的領導宋神宗是個極不安分的人，每天做夢都想打過黃河去，解放全中國，恨不得一夜之間大宋國富民強，所以王安石一說變法，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相比而言，嘉靖就懶得出奇了，反正全國統一，他也沒有征服地球的慾望，最大的興趣就是讓下面的人鬥來鬥去。張居正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從小翰林到大學士，他吃過苦頭，見過世面，幾十年夾縫中求生存，壯志凌雲，那是絕對談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開始，他就抱定了一個原則——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具體說來，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飯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貪點，各吃各的飯，互不干擾。
改而不革，是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張居正。他剛接任首輔，大權在握不久，就獲知了另一個好消息——高儀死了。
高儀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實人，自從高拱被趕走後，便開始寢食不安，唯恐張居正手狠心黑，連他一鍋端了，日復一日，心理壓力越來越大，一個月後就吐血而死，去閻王那裡接著做老實人了。
對高儀的死，張居正絲毫不感到悲痛，因為從根子上說，他和高拱是同一類人，卻比高拱還要獨裁，看見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覺得不爽，管你老實不老實，死了拉倒。
其實這也怪不得張居正，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共同創業的人大都逃不過“四同”的結局：同舟共濟——同床異夢——同室操戈——同歸於盡。
於是自嘉靖登基時起，經過五十餘年的漫長鬥爭，張居正終於一統天下，上有皇帝他媽支援，下有無數大臣捧場，外有親信戚繼光守邊界，內有死黨馮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無視，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比真皇帝還皇帝，一呼百應，真正實現了團結。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聲就滅了他，所有人都認你當大哥，這就叫實現團結。
團結之後的張居正終於可以實現他的理想了，這就是後來被無數史書大書特書的“張居正改革”。
說起改革，總有一大堆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背景、意義等等。當年本人深受其害，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就不囉嗦了，簡單說來，張居正幹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條鞭法。這個名字很不起眼，但這件事情卻極其重大，用今天的話說，那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因為這個跨時代的一條鞭法，改變了自唐朝以來延續了八百餘年的稅制，是中國賦稅史上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變。
上面這段話是我在歷史論文中用的，看了頭暈也別見怪，畢竟這話不說也不行，把偉大意義闡述完了，下面說實在的，保證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來，國家收稅，老百姓交稅，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個盼頭。
怎麼收稅，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稅的種類還是比較固定的，主要分為三塊：
一是田稅，皇帝拼死拼活搶地盤，你種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錢。
二是人頭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資源），有幾個人交幾份錢，這是義務。
三是徭役，說穿了就是苦力稅，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時候，國家不但要你出錢，有時還要你出力。兩手一起抓，一個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會說，要是我那
裡都是山，沒田怎麼辦呢？或者說我有田，但不種糧食，又怎麼辦呢？這個你不用擔心，國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權利可以不享受，義務絕對跑不掉。
簡單說來是有什麼交什麼，山裡產蘑菇，你就交蘑菇，山裡產木材，你就交木材，田裡要種蘋果，你就交蘋果，要種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來放倉庫，反正一時半會兒也壞不了。
個把“刁民”可能會問：那我要是捕魚的漁民呢，你又沒冰箱，魚總不能放著發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辦法，做成鹹魚不是照樣交嗎？跑不了你小子。
中國的老百姓上千年就揹著這麼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實事求是地講，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的統治者，除了某一些喪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錢的人外，對百姓負擔還是很重視的，田賦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稅了。
從這個數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論上，還是能夠過下去的。
不過很可惜，僅僅是理論上。
說起來是那麼回事，一操作起來就全亂套。
因為在實際執行中，各級官吏很快發現，能鑽空子撈錢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蘋果，他可以挑三揀四，拿起一個，說這個個頭小，算半個，那個有蟲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說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這還是輕的，最大的麻煩是徭役。因為田賦和人頭稅多少還能見到東西，當官的賴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說了，修河堤、給驛站當差、整修道路，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務，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麼誰來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務呢？——地方官。
這就是所謂的黃鼠狼看雞了，遇到良心好的，還能照實記載，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撈點好處。你要沒錢，他就大筆一揮——沒幹！有意見？這事我說了算，說你沒幹就沒幹，你能咋地？
事實證明，在當時，除了一小撮品行較好的人外，大多數朝廷官員還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鑽，有錢不撈，這個要求實在有點高。總之是一句話，玩你沒商量。
無數的老百姓就是這樣被玩殘的，朝廷沒有好處，全被地方包乾了。
此外，這一收稅制度還有很多麻煩，由於收上來的都是東西，且林林總總，花樣繁多，又不方便呼叫。
比如江浙收上來一大堆糧食，京城裡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聽說西北缺糧食，那就往那邊運吧？一算，糧價還不夠運輸費。那就別折騰了，放在糧倉裡喂老鼠吧。
更頭疼的是，各地雖然上交了很多東西，除了糧食，還有各種土特產、中藥藥材等等，卻沒有多少銀兩，這些玩意兒放在京城裡又佔地方，還要倉管費，遇上打仗，你總不能讓當兵的吃棉花、提幾兩藥材當軍餉吧。
而某些吃飽飯的大臣無聊之中，想了個餿主意、說既然有這麼多東西，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拿去給京城的官員們發工資。比如你是戶部正六品主事，按規定你該拿多少工資，但到發錢那天告訴你，國家現金不夠，我們現在只能發一部分錢和糧食給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過你放心，我們到市場上估算過，如果等價交換，拿這些棉花絕不吃虧。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幹到頭，就拿著這幾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麼？
必須說明，這絕對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來，明代官員都是這麼領工資的，有時是糧食，有時是藥材，個別缺了大德的皇帝還給紙幣（胡亂印刷的不值錢）。早上領工資，下去就去集貿市場兼職小商販叫賣的，也絕不在少數。
國家吃了虧，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
所以張居正決定，改變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經驗，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內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頒佈統一規定，全國稅收由實物稅變為貨幣稅，明白點說就是以後不收東西了，統一改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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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簡單的命令，卻有著絕不簡單的歷史意義。
因為從此以後，不管是田賦、徭役還是人頭稅，都有了統一的標準，不是當官的說了算，交上來真金白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再任由官員忽悠。
當然了，根據官員必貪定律，張居正也給大家留下了後路。因為各種物品如糧食、水果、藥材、絲綢，都按照規定折算成銀兩上繳，而折算比率雖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況，適當照顧照顧，從中撈一筆，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於是皆大歡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老百姓也不用聽憑官員糊弄，貪也好，搶也好，說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過點。官員們好處少了，但也還過得不錯，就這麼著了。
所以事實證明，越複雜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難以執行，王安石就大體如此。一條鞭法雖然看似簡單，卻是最高智慧的結晶，正如那句老話所說：
把複雜的問題搞簡單，那是能耐。
張居正和他的一條鞭法就此名留青史，並長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沒動窩。雍正時期實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歸入田賦，才算化三為二（實際上一點都沒減，換了個說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後才正式廢除，而歷史最為悠久的田賦，也就是所謂的農業稅，前幾年也終於得以停徵。
社會主義好，這是個實在話。
張居正幹的第二件事情，其實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上書皇帝，當然了，其實就是上書給他自己。在這封自己給自己的信中，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月有考，歲有稽，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
一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誕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中的兩字——考成。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二大舉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沒有被考成法整過，那就不正常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考成大致就相當於今天的考勤。
張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執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這群懶漢突然良心發現，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譚。
所以經過反覆思索，張大學士想出了這個絕妙的辦法，具體說來就是記賬。比如一個知府，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錄成冊，自己留一份，張居正那裡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對，如果發現哪件事情你沒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東西準備去縣城吧。
如果你到了縣城依然如此，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滾蛋為止。
該法令適用範圍近似於無窮大，從中央六部到邊遠山區，如不照辦，一概都照章處理。
按照以往規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燒完之後該幹嗎就幹嗎，所以有些官員也不在意，以為咬牙挺一挺就過去了。可他們把牙咬碎，也沒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張居正這次是動真格的，真格到了有點噁心人的地步。比如萬曆三年（1575），有人反映，賦稅實在太難收，你� �收十萬就十萬，遇到歉收你讓我去哪兒淘銀子？
事實證明，張學士還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頒佈規定，從今以後地方賦稅，只要收到一定數量，就算沒收全，也可以不處分。
但指標下來了，大家都高興不起來，因為這個“一定數量”是九成。
這明擺著是把大家涮著玩，我能收到九成，還用叫苦嗎？然而張先生用行動告訴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處不處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個當火鍋底料的，是山東的一群難兄難弟，運氣實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沒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賦稅收到了八成八，還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體降級。
於是從此以後，官員們一改往日作風，認真幹活，兢兢業業，只求年底弄個考核合格，那就菩薩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當然了，考成法能夠實施，那還要靠張居正，要知道這位兄弟當年也是一路混過來的，朝廷裡那些歪門邪道、貪汙伎倆，他都清清楚楚。想當初他老人家撈錢的時候，下面這幫小年輕還在啃燒餅。如今最滑的老滑頭當權，誰敢跟他玩花樣。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內容。但並非全部內容，因為事實上，張居正相當狡猾，在那封信中，他還偷偷夾雜了一句極為重要的話，以實現他的個人目的。這句話很不起眼，卻是他死後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這事留到後面講，因為光榮事蹟還沒說完。
在張居正的嚴厲督促下，官員們勤勤懇懇，努力工作，國家財政收入不斷上升，自正德以來走下坡路的明朝，又開始爬坡了。
內政蒸蒸日上的同時，明軍的實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因為幾位猛人的存在。
戚繼光自然是頭把交椅，雖說他只是個總兵，職務比譚綸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個人的後臺太硬，哪怕是兵部尚書，每次到薊州視察，對戚總兵都是客客氣氣的。
而事實也確是如此，張居正對戚繼光實在是好得過了頭：下屬不聽話了，換！副手不聽話了，換！上司不聽話了，換！
這麼一搞，就把戚繼光搞成了個無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對他尊敬有加。偏偏這位戚大哥還很會來事，每次京城有領導來參觀，他都要親自作陪，請吃請喝請娛樂，完事了還要送土特產，據說都是用車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誰惹？
在戚繼光之前，十七年間，薊州總兵換了十個人，平均任期1.7年。這個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來轉悠，守這裡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運氣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責任，實在沒法待。
但戚繼光就不同了。他到這裡之後，只打過幾個小仗，之後一直鎮守邊界十六年，竟然沒人敢來。
究其原因，還是他守得太好。剛到邊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廣修建烽火臺，把城牆連成一片，形成了穩固的防禦體系。此外，他還大力發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槍。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還用個鴛鴦陣，現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騎兵每次來，還沒等挨著城牆，就被一陣亂槍掃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這麼個折騰法，蒙古人實在受不了，長此以往，大家就都不來了。
由於戚繼光這邊密不透風，蒙古部落就跑到遼東去混飯吃，希望有條生路。
可惜的是，鎮守遼東的，恰恰是李成梁。這位李總兵堪稱當時第一號橫人，他所管轄的地方，既不修城牆，也不搞火器，防務看似十分鬆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來，想搶一把。可是事實告訴他們，李總兵雖然不砌牆頭，卻擅長扔磚頭。
他之所以不守，是因為喜歡進攻，別人都怕騎兵，唯獨他不怕，因為他是當時明朝最為優秀的騎兵將領，手下有一支精銳的騎兵，人稱“遼東鐵騎”。這支部隊戰鬥力極強，在他鎮守期間，出戰三十餘次，戰無不勝，經常追著蒙古人到處跑，讓人聞風喪膽，是後來天下第一強軍“關寧鐵騎”的前身。
當然，這位兄臺因為打仗太多，殺人太狠，也有點渾，還惹了個大禍，這些都是後來的事情，到時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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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州和遼東有這兩人守著，宣大那邊也不打了，大家正忙著做生意，沒有工夫打仗，於是困擾了明朝幾百年的邊界問題終於得以緩解。
國庫充裕，邊界安寧，大明王朝已經建立了兩百年，混到這時候竟然還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說是個奇蹟，而這一切的締造者，正是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