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忘是老朱家最大的特色。
冒什麼也不能冒這個風險。
所以他不得不做些防備，雖說這麼做有點不地道，但局勢如此，也只能用點手段了。
翰林院最大的好處是輿論做得不錯，這幾年大明早報，大明晚報，大明翰林報可是發展得紅紅火火，在楊崢的指點下，狀元郎曾鶴齡可是將這份政務辦得有聲有色，在立足敢說話，說真話的基礎上，延伸出一種“是“的人生哲學，即--“史、勢、市、事、士“五字真言，講究的就是放下顧慮與忌憚，以開放、輕鬆的姿態去書寫一切，應該說這一點與楊崢前世的報紙理念差不多了。
有這五字真言，這十幾年來翰林院的一幫翰林編修可是什麼都寫，什麼都敢寫。
真話是最有說服力的。
據說在五字真言的帶動下，大明翰林報差不多覆蓋了整個北京城，就連來京城做買賣的西洋商人有事沒事手裡也捏一份翰林報在看。
這樣的輿論壓力可想而知了，一旦小皇帝反悔，那麼面臨的不再是一幫言官的絮絮叨叨，而是整個京城士農工商了，巨大的壓力下，小皇帝也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說話的分量了。
雖說此舉有些煽風點火的味道，甚至給自己製造了不少的麻煩。
但楊崢很清楚，不這麼做，那才是最大的麻煩。
面對皇權，最忌諱的事投鼠忌器，既然話說開了，唯有硬著頭皮做下去興許還有一絲活路。
賭博果然不是一件快意的事。
楊崢搖頭嘀咕了兩聲，帶著一臉的疲倦走入了翰林院。
翰林院從來是以高效率出名，楊崢從進入到出來不過一炷香的功夫，翰林院名義下的大明早報，大明晚報，大明翰林報就將小皇帝退居二線做太上皇的事情在京城傳開了，當然了退位這個詞兒當然是不能用的，而是採用了前朝沿用的太上皇，理由很簡單，皇帝也是人也有累的時候，也想在有生之年好好歇一歇，為了更好的體現這次退居二線，翰林院的那幫學子在筆墨上還是花費了一些心思，先是寫了大段大段的史料為這次的退位造勢，什麼如唐高祖、唐玄宗、宋光宗、北周宣帝、宋高宗、北魏獻文帝等人的光輝事蹟都用了過遍，雖說這裡面不少皇帝迫於形勢而非自願退位的，但只要退位那就是好事，那就有用，加上這些人又善於美化，明明可憐兮兮的太上皇反而被他們寫出了美好的人生，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戰國時的趙國國君趙武靈王，他傳位給兒子趙惠文王后自稱“主父”但仍主持軍事要務，至於後來所發生了叛亂之事，這些天之驕子彷彿一夜之間集體選擇了遺忘。
楊崢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而不是實話實說，固然是皇帝退位是一件大事，處理不好容易造成亂子，但更多的還是心頭一份情感在，怎麼說這個皇帝也是自己的學生，對自己這個老師可算不錯，而且在根本上，小皇帝並非是一個昏庸到一無是處的帝王，相反，這個心地善良的人還是為大明做了些事，別的不說就說他信任大臣這一條上其他的帝王就比不了，他並非不想做個好皇帝，但各種緣由下，才釀成了王振，曹吉祥之變，將好好的一個仁宣盛世，弄得支離破碎，這份罪責旁人固然有王振弄權的罪責，但作為帝王，他識人不明，縱容王振胡作非為這份罪責始終逃不了，說他是昏君似乎也說得過去。
但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楊崢自然不會固執的將人分為好人與壞人，在他看來，任何人，任何帝王，無論生前多麼的完美無缺，總還是有些缺點，即便是千古一定李世民又如何，晚年還不是連年用兵，營造宮殿，雜稅日益苛重，所以楊崢覺得看人得三七開，尤其是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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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一點，他才做了這一番安排，他相信只要小皇帝是真心實意的想退，定會認可他安排。
楊崢將報紙前前後後都看了三遍，在確保沒有任何紕漏後，才伸手抓起了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湯，對著坐在對面的於謙問道：“你覺得如何？”
于謙沒有急著回話，學著楊崢的樣子，抓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湯，接著喝茶的這會兒功夫，將腦海裡的思路捋順了些，這才開口說道：“大人顧慮周全，此舉既可保住了皇上的臉面，也做足了輿論，讓皇帝沒了退路。但以卑職看來，還有些不妥之處？”
楊崢素來佩服于謙的見識與手段，聽了這話嗯了聲，道：“這裡沒外人，廷益有什麼話，直說便是！“”
於謙道：“既如此，那卑職就直說了。這事兒大人既決心做了，那就做好破釜沉舟的準備，切不可因顧念昔日情分壞了家國大事！皇上這些年做了什麼，大人也看到了，這次若非大明上下齊心協力，未必能渡過這次難關，出這麼大的事，主責在王振不假，可皇上也不是一點責任也沒有吧，可大人看到了，北京保衛戰，我大明上上下下死了多少人，百姓出錢出力不說，還平白無故的遭受了一場浩劫，這是誰的過錯？“
楊崢道：“這事兒不是早有定論麼？”
於謙道：“就是因有了定論，卑職才覺得這事兒不該用柔和的手段，皇上的性子看著溫順好說話，可也不是什麼話都好說，就說王振這件事上，好說話，他能任由王振胡來，好說話他能對大人的勸說熟視無睹，好說話能對死去的百姓，死去的將士沒有體恤之詞，這事兒都過去了一個多月了，皇上可有半分的悔恨之意，卑職說句不該說的話，沒準兒皇上心裡還恨咱們處死了奸臣王振呢，我可聽說了，皇上這幾日總說天下懂他的人唯有王振和大人兩人矣，堂堂大明皇帝，對一個奸臣念念不忘，這像什麼話……”說到這兒，于謙隨手拿起了一份報紙，指著其中一篇文章說道：“陛下初期勵精圖治穩定西南疆域，後期政治上雖然有不足之處，但能聽信納諫，仁儉愛民……。這根本就沒有的事，咱們做大臣的總不能昧著良心說話不是，再說了皇上這麼好，咱們這般逼迫他老人家退居二線，豈不是和王振一般無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