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商業高度發達，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全天候的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全天候營業，宋時稱之為“鬼市子”。
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生氣勃勃的商業，迫使越來越多的人將眼光從土地上轉了出來，儘管宋代農業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農民深耕熟耨，使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放田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為“靠田”；苗根堅固後，再車水入田，稱為“還水”。此後，遇旱不枯，可保豐收。當時，上等田畝收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產生，可隨著商業的繁榮，越來越多的人對商業充滿了嚮往，宋神宗時歷朝歷代不受重視的商業稅首次超過農業稅。首都開封有商業行00餘個，行業眾多，分工細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買賣，譬如剝蓮子（錘石蓮），即是把剝好的蓮子賣給水果行和藥鋪。這麼個小業務，也能成為一種行業，養活一群業內人士。其時，從事該行業的有數十家之多。
商業的興盛繁榮，甚至波及到了佛門。相國寺原是戰國時魏無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時不僅是全國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國際佛教活動交流中心（《水滸傳》中魯智深落腳的地方）。相國寺除了搞講座培訓之外，也搞大型商業活動，向社會開放做展銷會使用。每月五次，名曰“萬姓交易大會”。展銷區規劃非常明確，大三門上賣珍禽奇獸；第二、三門皆傢俱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後資聖門前，這兩塊地方賣書畫文教用品，如趙文秀筆、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員也不閒著，尼姑兜售繡作、領抹、帽子等純手工製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鍊、護身符等，這些看似不起眼，卻是宋代國庫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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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外，宋代積極開拓海外貿易，一個尚不是大一統的王朝，其海外貿易之盛，遠遠超過前代。宋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早在開寶四年，就設定市舶司於廣州。以後，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定市舶司或市舶務。
宋金並立，雙方貿易往來仍然頻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為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萬貫的兩倍多，可以說宋代的繁榮固然有農業的功勞，但最大的功勳應該屬於商業，一個明明羸弱的王朝，卻依託商業成為天下第一等的經濟強國，這本身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更讓人不可思議的在於，一個大一統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還不足人家的零頭，這說出來或許是個笑話，可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讓徐朗也不得不對此事做出了過多的關注，竟過自己多日的潛心研究，以及楊崢的潛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 宋代從傳統的農業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透過寬鬆的環境，律法上的優待，以及對商人體會的提高，甚至對商業的扶持，技術上給出支援，造就了宋代商業上的傳奇，大量精緻的商品吸引大量從依靠土地過活的百姓，使得他們開始依賴土地，變成將土地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想賣便賣，並非不可能，至少沒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這樣的後果，必然造就了越來越多人從事工商業，隨著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漸增多 產量加大 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 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 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 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國庫的充盈，百姓富裕，商業的繁榮，讓人驚歎的傳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個驚人的舉動，那便是無意識的將百姓從土地的束縛之中走出來，給了他們更多的選擇，而宋代的百姓選擇了商業，朝廷也據此從中得到了實惠，這是一個互惠互利的原則。
只可惜，這種良好的模式，大明並沒有更好的繼承下來，雖說在商業模式上，明代繼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過死板，如對某些重要商品，如鹽、茶等實行專營制度。明律規定，鹽和茶都由國家專賣，商人必須向官府交錢買“鹽引”和“茶引”。“引”是商人運輸貨物的憑證，印有法定的重量單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鹽引條例》，規定犯私鹽罪者絞，有軍器者斬。其後在《大明律V；鹽法》規定，凡犯私鹽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斬。朝廷憑藉國家權力，將有較大市場、利潤較大的商品壟斷在官府手裡，使民間商業的經營範圍縮小，極大地限制了民間商業的發展，一些無力經營的小商小販，在頭破血流之後，不得不重新回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田地上，如此以來人力重新被土地所束縛，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不變，且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百姓所需要的糧食越來越大，迫使百姓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耕作上，這樣的後果即便是中國的耕地像花園一樣井井有條，沒有一塊荒地，中國產的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美也難以改變百姓的日復一日的貧窮，依賴於農業的國庫，也難以充盈。
可以說大明延續六十年，時至今日其弊端正是在此。
蘇州作為一個繁華的城池，他有著“水陸並行、河街相鄰”的雙棋盤格局、“三縱三橫一環”的河道水系和“小橋流水、粉牆黛瓦、古蹟名園”的獨特風貌，可以說其地理位置是得天獨厚的，相較於汴京城好不遜色，事實上從宋代時，蘇州城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甚至商業的發展都走在前途，即便是與汴京城相比也好不遜色，能有這一番景象，說到底還是其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作物的數量增多，出現了茶葉、蠶桑業等商品性農業，尤其是蠶桑業後來居上，逐漸成為蠶桑業中心。除傳統手工業不斷壯大外，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部門，成為絲織品生產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金銀製作業成就非凡，有“造作局”專門製造牙、角、玉等製品。商業發展冠蓋東南，城中商業交易頻繁，市場分工日趨細緻，城鄉經濟聯絡更為加強，以至於朱長文在《吳郡圖經續記》中描寫：“冠蓋之多，人物之盛，為東南冠。”
元代時“蘇州城漂亮得驚人”，是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城市中有河道堙塞、“人皆聚閭而居，開鑿為難”的說法，不難想像人口多、密度大的盛況。絲織業有了進一步發展，以至朝廷設立了“織染局”，作為專門的織染機構。另外，民間協調和管理絲織業的行會組織也開始出現，其商業活動的數量之大和範圍之廣不亞於汴京，可惜的是大明建國六十餘年，蘇州非但沒有延續前朝的輝煌，反而是走了下坡路，時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徵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實在如有人所說：“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這樣一個繁華富庶的城池，竟連尋常的稅收都難以維持，究其原因，當真全是洪武爺怒其張士誠加重了這一地區的田賦所造成的困境麼，這固然有之，可洪武加派的賦稅再重，能重得過宋給遼、金的歲幣，給西夏的歲賜，以遼為例，就大勢而言，澶淵之盟後歲幣給絹銀合計三十萬匹兩，仁宗時增加到五十萬匹兩，每年定期繳納，比起這些，洪武加派的那點賦稅著實不算什麼，可就這麼點賦稅，蘇州仍舊承受不起，大量百姓逃亡，昔日的繁華早已是昨日的黃花，若硬要說蘇州破敗的原因的話，除了土地對蘇州的束縛外，的確在找不到任何牽強的理由。大量的百姓因朝廷重農抑商，不得不將大半輩子埋與土地之上精工細作，這樣的結果，固然為大明造就了不少糧食，可其弊端也十分的明顯，百姓沒有更多的空閒，因為貧窮購買商品便成了奢侈品，購買力的下降，造就了蘇州的通貨緊縮，通貨緊縮，必然減少商人的從業人數，使得大量的人埋首黃土，從而導致農業始終佔據著蘇州大半個江山，若說湖廣一帶到也罷了，哪裡人少地多，隨著農業技術的發展，未必沒有出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