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那的半個半個世紀裡葡萄牙船隻駛過赤道，後達到剛果河口迪亞士的探險隊到達非洲南端，發現好望角，並進入印度洋；至此以達迦馬為首的船隊沿迪亞士航線繼續向前，經非洲東岸的莫三比克、肯亞，開闢了從大西洋繞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線，從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透過新航路，壟斷了歐洲對東亞、南亞的貿易，成為海上強國。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由於鄭和的航行沒有將明帝國發展成為領土廣大經濟繁榮的國家：這支儀仗隊並沒有軍事使命，也沒有將它發展的貿易擴張為大規模的交往。大航海也因此消耗了明政府大量的財力物力。隨著明朝海禁的開始，亞洲失去了在技術上可行的遠望：發現新大陸和環遊世界，從而慢慢衰落，從而為了保衛家園，不得不組織反擊戰，可以說這一切從鄭和下西洋後便凸顯了出來，如今他在陰陽差錯之下來到了這個時代，一個足以做出改變的時代，難得的是他多了五百年的見識，讓他面對這一次的歷史縫隙難以無動於衷，他能做的和要做的都十分簡單，那就是讓大明的寶船不僅僅停留在第六次，第七次，而是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百次、千次永遠這麼航下去，那怕走到世界的盡頭，也永不停止。
但在大明這個國度裡，從來都是在改革家逝世、被廢黜、被罷職後半途而廢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在這場利益的博奕中，因親緣，因地緣，常常會結成利益集團。比如春秋戰國私家(大夫)對抗公家(中央)，致使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七雄並立。而一但這些利益集團的權利穩固後，他們的中央依然要再次選擇改革，調動生產積極性，謀求更大的發展。春秋魏有李悝、趙有公孫仲、楚有吳起、韓有申不害、齊有鄒忌、燕有樂毅、秦有商殃，皆此因。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這樣的局面他自然不想看到，這也是他為何極力說服內閣答應將西洋的十分一寶物送給皇室，因為他明白，任何的改革，任何大事能否長久，說到底就在於一個“利”字，大海航時代也好，鄭和下西洋也罷，說到底都逃不過這個字所帶來的隱患，他自問沒這個本事徹底解決這個隱患，可要說處理好這個“利”字，他自信還有幾分信心，永樂年下西洋，皇室一家獨大，天下官員、豪門、商家、地主迫於皇權，敢怒不敢言，眼看著西洋下了六次，一旦朱棣人死如燈滅，往日輝煌的西洋之行，竟在瞬間擱置了六年之久，天下官員，豪門、商家、地主紛紛言及西洋之罪，讓好好一個西洋之行，愣是被定上了禍國殃民之舉大帽子，永世不得翻身，出現這種結果，固然是西洋之行耗費了國力，可另一方面，何嘗不是這個“利”字沒有分配均勻呢？
“利”《說文》銛也。從刀和，然後利，從和省。易利者，義之和也。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足見“利”字之厲害，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要恰到好處的相和，最適宜的和，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假使我有利，你沒有利，乃至損害到你，而你得了利，一定會損害到他，這種有損另外一人的利，並不是利的目的，也不是利的定義；這裡的利，是兩利，彼此間都有利，才夠得上利。永樂以天子至尊，自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西洋壯舉只有六次便戛然而止，不經如此，天下的官員、豪門、商家、地主因西洋之行所獲取的利益盡數歸了皇室，從而不滿，變成打擊，演變到最後，變成了致命的摧殘了，這樣的局面，再想下西洋，除了均衡各方利益外，別無他法，他相信，西洋之利只要能讓所有人都從中拿到好處，才算是最穩當的，有錢大家賺的買賣才能最為長久，各方都均衡，各方都參與，所以他先讓皇帝開了海禁，方便天下商家，漁民，其次罷黜朝貢，功在利國利民，其次分十分之一給皇室，旨在給西洋好處，最後興盛市舶司，算是滿足天下官員，使得天下商家都有錢賺，不至於因為利益不均衡，跳出來惹是生非，可以說他的西洋之行，求的是一個“穩“一個”久“字，只可惜這一番 宏圖偉業，未必人人都能看得明白，西洋的寶物十分之一，若能拍賣，是不少，可若細細想來，楊崢用這十分之一的寶物，買了一個天大安穩，試問若皇室與天下爭奪利益，無論是豪門，還是地主，甚至天下官兒又有幾個能得到其中好處呢，他敢說一個都沒有。
但這樣的結果無疑是讓西洋之行，重走永樂的老路，最終變得毫無意義，甚至是禍國殃民之舉，他楊崢雖不顧及名聲，但也不想被人指著鼻子辱罵祖宗，所以在他思索開海禁，下西洋之前，就已經作出了各方利益均衡的局面，但他還是忘記了一點，他能有這番見識，明白利益均衡的道理，說到底是他多了五百年的見識，已經看到過大航海時代給國家所帶來的巨大的利益，知道一個國家的強大，離不開國與國之間的 交流，離不開不斷吸收先進理念，而這一切陸地給的十分有限，唯有海洋才能承載著這一切，只可惜這個簡單的道理，除了少數人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外，天下眾人看不明白的不少，他們的目光終日沉醉於頭頂上一方藍天的美景，驚歎那裡的美麗，那裡的繁華，卻忘記了世間還有更大的天空，還有更大的舞臺，更好，更多他們不知道的東西，可這一切他們都不懂得去尋找，甚至當這些好處出現的時候，他們因為自己的固步自封，沒有尋找大蛋糕的能力，給予沉重的打擊，一切新鮮的東西，長久的東西都是國之弊端，需要除去弊端，最終演變為雙方的爭鬥，新的東西，因為根基薄弱，能力不夠強大到摧毀一切舊的東西時，終究是泯滅，這一點從明朝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就可見端倪，那時候他在前世的時候，聽高中老師講解的時候，總是有些忍不住會問，為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初見了端倪，就是不能壯大呢，要知道，那時候租佃關系和僱傭關係上的封建束縛有了鬆弛，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卻極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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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經濟作物中、在新墾區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僱工經營。力農致富的人家曾不斷湧出，但他們也不斷地轉化為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可謂形勢一片大好，可結果卻讓人惋惜，起先他怎麼也想不明白，可隨著年月的流失，他的見識也增長了不少，再回過頭去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由於大明這個龐大的帝國組織靠直接向全國小農階層抽稅來維持。在那個時代尚無現代經濟理論，國家計稅毫無科學依據，只能簡單向全國平均攤派，不具備宏觀調控功能，對社會經濟並無積極作用。財政稅收又多被用於奢侈揮霍或豢養軍隊，鉅額財富無法回到正常的經濟流通領域，民間經濟即不能從中獲利，私人財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資本自然無從積累，從而達不到各方利益的均衡，天下利益就這麼多，各自的歸屬也已明確了，你想要另類，索取更大的利益，如此一來，必然打破了天下利益的均衡，導致的結果是你多了一份，必然就有人少一份，少了人必然會跳出來，一個人的力量也許是薄弱的，可一群人那就是強大了，當他們的力量足夠強大的時候，他們必然發起攻擊，先前他們或許是弱了些，可由於他們底子厚，根基深，人數多，最終的結果，在利益不均衡，不夠穩，不夠長久的情況下，任何的新生力量都會隨之灰飛煙滅。
那怕是僥倖活下來的，也會迫於對方的力量強大，不得不改頭換面，久而久之，原先的那點既得利益也消耗得乾乾淨淨，就此胎死腹中。（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