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淒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十七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幸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所以對於瘟疫，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莫不是聞之色變。
徐朗想了想道：“高兄弟好像說過，這瘟疫在醫書上記載叫一種草原鼠疫病，中醫將其稱為傷寒，急起寒戰、高熱、頭痛、乏力、全身痠痛偶有噁心、嘔吐、煩躁不安、皮膚淤斑、出血。發病時，皮膚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稱。
“世間還有這種疾病！”黃福一臉不可思議的道。
徐朗輕輕嘆了聲：“製造這種病的罪魁禍首，就是肆虐漢朝邊庭數十年的匈奴人，為了對抗漢朝的自衛反擊，在戰場上討不到便宜的情況下，他們使用了最為極端的方法，將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邊，引誘遠征的漢軍前來喝水。或者是將患病的牲畜，送到漢朝的邊城下，這種方法，他們之前曾零星的用過，但是公元前119年漢朝規模空前的大北伐，卻給匈奴人施展細菌戰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那些感染瘟疫的漢軍凱旋後，瘟疫爆發，在他們的落腳點――定襄――迅速的傳播，蔓延到全國。
彼時的中醫，並沒有特別好的對付傷寒的辦法，面對這種從未見過的疾病，中藥，望聞問切，保守療法，統統束手無策，久經考驗的醫生們，只有坐視著無數人在面前喘息，痛苦的死去，而無能為力。
當時的西漢，剛剛經歷過一場大戰，元氣未復的軀體，又橫造瘟疫的打擊，自然是雪上加霜。於是，冷冰冰的史冊上留下了無數的記錄：山東大疫，關中大疫，河北大疫……
想不到這種一千多年前的瘟疫，既在安南之地爆發了，讓人目瞪口呆。
三人看了看，黃福道：“大人，這可是老天爺給我們的機會，若能把握住，不怕占人不對我們交心啊？”
楊崢也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可利用瘟疫，多少讓他有些怪怪的感覺，點了點頭道：“不管是不是老天爺給的機會，咱們都要救人！”
徐朗道：“大人所言極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治療這種瘟疫的法子才是最要緊的？“
楊崢道：“不錯，快傳隨軍郎中前來！”
門外的將士應了聲，轉身便去了，不多時，一陣腳步聲在門外響起，那將士在門外通報了一聲，得到了答覆後，便領著一個郎中走了進來。
那郎中約莫五旬上下的年紀，兩鬢斑白，常年在軍中奔波勞碌，使得面上多了幾分滄桑之色，也不知是在軍中見多了官兒，所以進來的時候，見楊崢的時候，不慌不忙的行了一禮，便站在了一旁，神色不卑不亢，到是讓楊崢感到有些意外，但這會兒他也沒功夫去細細詢問對方，將瘟疫細細說了一遍，道：“敢為醫生，這瘟疫可有治療之法？”
郎中聽得很仔細，楊崢問話並沒有立即應答，而是沉吟了好一會兒才道：“回大人的話兒，這種瘟疫昔日漢朝有發生，瘟疫法子多有記載！只需翻出史書，便可應對！“
“是啊，這樣的瘟疫，必然死了很多人，這樣的大事，豈能沒有記載呢？”楊崢暗罵了聲糊塗，便著手翻閱史書了。
要說漢朝人就是有個好習慣，什麼事情都記載了，比如《史記》、《漢書》之類的，可是記錄了不少，三人找來了數十本史書開始翻閱，一時之間只聽得簽押房裡一片譁啦啦之聲。
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聽得徐朗道：“找到了，找到了！”
“在哪兒，在哪兒？”楊崢大喜與黃福紛紛跑了過去。
只見徐朗手中拿了一本古籍，竟看不出名字來，上面卻是清清楚楚的記在武帝時代漢匈戰爭之後期，由於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定牛羊屍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特殊武器了！
“雖說這種武器作為官方史書如《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鑑》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對當時軍隊戰鬥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後，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他的部隊不帶糧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後，部屬必多染疾疫。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後，突患暴病而夭折。後世史學家很多人推測，說霍去病就是中了瘟疫而死。
漢武帝後期，國中已數起大疫。由於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專使欽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後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生於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於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太子劉據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於匈奴搞生物戰所間接引發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
匈奴(胡巫)透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徵，一是因發高熱而苦寒，《黃帝內經》熱病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一 是患者體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發熱的意思。)? 由於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後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餘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十年二十年的週期反覆發作，頻頻不已，綿延不斷。一個很觸目驚心的數字是，中國的人口，直到六百多年後的隋文帝時代，才恢復到六千萬人，勉強達到了文景盛世時代的數字，這六百年間，除去戰亂，就是瘟疫的肆虐。
找到了樣板，接下來就是如何治療的問題了，好在這種瘟疫在古代不亞於前世的非典，所以歷代名醫莫不是花費了畢生的經歷研究，治療這種瘟疫。
如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V；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云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範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藥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V；卷九V；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係，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V；卷一V；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V；卷一V；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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