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糞都得到利用，用錢收買或交換蔬菜，同時他們把糞便從屋裡運出去。因此他們用錢或值錢的東西，使他們的廁所清潔，儘管臭聞全城。他們揹著糞經過全城時，為避免臭氣，他們把糞裝在外表極乾淨的桶裡，儘管桶沒有蓋，仍顯得國家和城鎮的清潔。有的城市，這些桶常常有蓋，免得燻人。人糞用來施在他們的菜園裡，他們說施肥後蔬菜可得到生長；他們把糞攙合泥土，在太陽下烘乾。”
“和使用人糞相同，他們在各種事情上都用巧勁，不用蠻力，他們用一頭牛犁地，把犁製作得可以很好地開耕，雖則畦不及我們的寬。”
“這個國家有各種行業的工匠，各種生活必需品非常豐富，而所以如此，是由於人口無數。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業的匠人要多。廣州有兩條很長的鞋匠街，一條賣高階的絲鞋，另一條賣普通的皮鞋；除這兩條街外，城內還分佈有很多工匠。”
“土地的富饒及其物產的充足“既然如我們所說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種，人們儘管是大食客和消費者，仍然勤於謀生。那土地的出產極富庶，食物及維持生活的各種必需品都極其充足，原因在於中國的主要糧食是大米，在全國產量極豐，有很多一年兩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麥子，他們用來作麵包，那是從葡萄牙人學來的，從前他們食用的是用同一麥子做成的講。有很多法國豆、和其他豆類，有大量牛肉和類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雞，鵝和數不清的鴨。無數的豬，豬肉是他們最愛吃的，他們把豬肉製成非常奇特的醃肉，當葡人到印度去進行貿易時，就把無數的醃肉運去那裡。中國人重視豬肉到把它給病人吃的程度。他們也吃蛙，蛙是養在門口的大水盆中出賣，售賣的人要負責剝開。在極短時間內他們能剝一百只，他們是從背面剝，開個口子從那裡把皮剝光。
“魚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種，都很好，市場上從不缺魚。有很多螃蟹和牡礪及別的甲殼類，都很好，這些在市場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設在城門，及犬街的牌坊下，還有如我們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頂蓋的過道裡，但在這裡不賣魚和肉，因為專一有售賣它們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處售賣活的。”
“菜園裡有很多蔬菜，如大頭菜、蘿蔔、白菜，及各種有氣味韻菜，蒜、蔥等等，極其豐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們沒有的一種李子，核長而寬，他們用來製成果脯。有很多堅果而且很好，還有很多慄，既有種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們的要好，因為他們把殼都去掉，我們的卻沒有。
他們的城內所有街巷幾乎都有飯館。這些飯館裡有大量烹調的肉食。有很多燒煮的鵝雞鴨，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魚。我看見一家館子門口掛著一整只燒豬，任人選擇哪一部分，因為整隻都清潔地做好。把做好的肉擺在門口，幾乎吸引了過路的人。在門口有一盆盛得滿滿的飯，紅紅的，做得很好。”
“廣州沿城牆外還有一條飯館街，那裡出賣切成塊的狗肉，燒的煮的和生的都有，狗頭摘下來，耳朵也摘下來，他們燉煮狗肉像燉煮豬肉一樣。這是百姓吃的肉，同時他們把活的狗關在籠裡在城內出售。值得一觀的是在城門口，進出的人喧囂，有的帶狗，有的帶乳豬，有的帶蔬菜，有的帶別的物品，人人都叫嚷讓道。”
“這個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賣肉、魚、蔬_菜、水果及各種必需之物，因此各種必須物品都經過他們的家門不必上市場去了。”
“這個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裡格的內陸，有大量的海魚，以致每天所有市場充斥鮮海魚，那簡直是奇觀。但是如果看到他們怎樣以下述方式驚人的勤勞去養魚，那就不足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漲潮的時候，大量的海魚在沿海的河口產卵，因此在河口育出無數的很多品種的小魚。為了在這個時候捕撈這些魚仔，沿海岸所有的漁人都彙集在他們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樣多，遮蓋了海面，都擠在河口。
總之，來自海上的船看見它們還以為那是堅實的陸地，到接近時才發現那是什麼，驚訝有那麼多的漁船。我聽說共彙集了兩千艘船，或多點少點，我不能肯定，因為我知道沒有人相信我的話。但既然人口那麼多，當地的船也不會少，這對那些到過中國並在那裡居留過的人說，並非不足信，主要因為沿海縣份有無數多的漁人。那末，這些漁人捕撈到大量這種小魚，放入用樁和結實線網圍成的水塘，在那裡把魚養到漁季結束。”
“中國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盤餚，他們同桌吃魚和肉，賤民有時把魚、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盤餚，都擺到桌上，讓人人可以吃他愛吃的。高貴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談話和服飾上頗有講究。百姓則比較粗俗。
這些話兒，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紀讀來也讓人十分的愉悅，而似這樣的記錄來大明的傳教士的遊記了還有不少，他們驚歎與大明的種種傳奇，在這裡開始他們的傳奇。
早期的傳教士多半都掌握必要的知識以論證上帝的存在。《幾何原本》的傳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幾何原本》最為精彩的地方就在於它嚴密的邏輯體系，傳教士學習《原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這種形式邏輯運用的宗教論證中。在傳教士眼裡科學僅僅只是一種感悟上帝的手段。
如明代後期的傳教士利瑪竇，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在大明遭遇傳教不順後，採取曲線傳教的方針，先向公眾開放圖書室、展示地圖、宣傳西方科技等，然後再伺機行事，馬上就改變了處境。利瑪竇的這些行動不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來了很多知識分子，招至大批中國士大夫的親徠，影響也越來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隨他，瞿學會並親手製作了天球儀、星盤。
後來向利瑪竇學習數學的人多起來：有知名學者顧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學者李心齋的兒子及他的兩個學生和當時的翰林王肯堂的學生張養默等。
早在徐guang啟翻譯《幾何原本》之前十五年已經有人開始作這方面的嘗試了。這個急先鋒便是瞿太素。但是，顯然這次的翻譯不是利瑪竇主動和有意識的，是瞿太素為自己學習的方便和顯示自己的才學翻譯的。翻譯的內容也僅是《幾何原本》第一卷。
當利馬竇要張養默去傳播基督教的時候，張說這純屬浪費時間，他認為以教授數學來啟迪中國人就足以達到他的目的了。當張養默曾經想要翻譯《幾何原本》時，也則遭到利馬竇的拒絕。但利馬竇到京城後發現，如果不向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提供西方科技知識，相互交往就消極，來拜望他的人遠不如從前。
徐guang啟堅持說“算術者，工人之斧斤尋尺，歷律兩家旁及萬事者，其所造宮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徹，諸事未可易論” ，利馬竇這才勉強同意了共同翻譯《幾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譯的過程中，很多中國最高等級的官員和士大夫都參與進來研討商量，如楊廷筠、李之藻、葉向高、馮應京、曹於汴、趙可懷、祝宰伯、吳大參。其中葉向高在萬曆三十六年後曾三次擔任明朝最高級別的文官——內閣首輔。
萬曆三十二年，利瑪竇在給遠東耶穌會會長範禮安的信中說：“我們和京中顯貴相過從，其中有大學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給他們講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央、日月蝕的道理。又給他們制渾天儀、地球儀、繪製世界地圖，答覆他們無數的質問。從此，他們不能再認為西洋人愚昧無知了。”
到崇禎九年，明朝官員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員十四人，進士十人，舉人十一人，生員三百人。
崇禎十三年，明朝宮廷內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三人，宮女五十人，宦官四十餘人，皇族一百四 餘人。全國範圍內入教的到明末估計可達四、五萬人。可見，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當濃厚的崇尚西學、西教的氣氛。儘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現於對待傳教士與其傳教活動上屢有衝突，但總趨勢是西學東漸的程度愈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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