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日常活動，既是履行其處理政事的職能，同時更具有鍛鍊能力、增長見識的意義。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閣臣起草，但實際上一般性檔案多由翰林代筆，這項工作有助於翰林官適應政務、加深閱歷、加強對國家事務的熟悉；對明代歷朝實錄的編寫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負責實際編修，這項工作加強了翰林官對前朝政典故事的深入瞭解；而在經筵侍講中，翰林官又因此而不斷熟悉朝廷儀制和國家要政；同時由於經筵講讀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師生的關係，成為翰林官在院期間或日後為官主政時啟沃君心、對皇帝施加影響的重要條件。
此外，翰林官有著更多的親炙鴻儒、接近權要的機會，又能飽覽史料邸報，參加某些重要會議，便於對政局時事獲得具體而深入的瞭解。這些都使翰林學士不斷積累政治學識和經驗，為日後準備較好的政治素養，因此這個官兒不大，但這類職位在明朝前途光明，較容易升遷為高官，但前提是有政績，在翰林院什麼是政績，編修史書無疑是最大的功績了，所以每年的科舉後，朝廷總會讓那些有才學學子，進入翰林院，編修前朝或者本朝的史書、會典、史稿、好獲得升遷的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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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永樂二年進士。授修撰。歷事明仁宗、宣宗二朝，累升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在這個位置待了有些年月，早就想挪挪位置，因此這次的編修《元史》格外的用心，他先讓曾鶴齡等人將元朝各類典籍從國庫中尋出，其中包括《天文》、《歷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除此之外，一是實錄，二是《經世大典》，三是文集碑傳，四是採訪。如此耗費了一番功夫後，才著手編修工作，由於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後來借用畏兀兒文寫蒙古語，創制了畏兀兒字的蒙古文。
到元朝問鼎中原後，忽必烈又命國師八思巴用藏文創制“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國前和建國後的一段歷史，都是後來追述的，比較簡略，也有錯誤。蒙古太宗（窩闊臺）到憲宗（蒙哥）時期編成的史書《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寫成的。這部史書對瞭解十二至十三世紀上半期蒙古族歷史有重要價值。
元世祖中統二年。由參知政事王鶚建議，忽必烈始設翰林國史院，開始纂輯國史。至元年間，又設立蒙古翰林院，專用蒙古文記錄史事。這些機構的設立，使元朝除了元順帝的“實錄”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較為完整的“實錄”，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據。後來由於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無實錄可據，當年朱元璋為了彌補元順帝一朝歷史，派歐陽佑等十二人為採訪官，到北平（今北京）、山東等地，蒐集史料，以備續編。但當年編修任務極重，宋濂雖說是飽學之士，但存在不少錯誤，這還包含不少史料的真假，為此，他們花費了數月功夫，去偽存真，算是得出滿意的結論。
另外，歷代的《后妃功臣列傳》也是《元史》本紀和列傳的重要資料來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經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於此）八百八十卷、留存至今的《元典章》、王禎的《農書》、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等，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參考材料。此外，還有些史料雜著，如宋人著的《黑韃事略》、《蒙韃備錄》、《長春真人西遊記》等，這些都是他編修《元史》的材料來源，與原先的史書相比，這次他儘量做得史料豐富，查漏補缺，憑著這個要求，整本《元史》竟花費了原本兩倍的時間。
不過慢工出細活這話兒一點都不錯，明初編修的《元史》就資料而言，在長期戰亂之後，史籍散失很多，一時難以徵集，很難完備，已經收集到的資料，限於翻譯條件，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檔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所指出的問題主要是：隨得隨抄，前後重複，失於剪裁；又不彼此互對，考定異同，時見牴牾。如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
同一專名，譯名不一。史文譯改，有時全反原意。沿襲案牘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現了耿參政、田司徒、郝參政等官稱而不記其名。又據案牘編宰相年表，僅刪去其官銜而不予考訂，以致有姓無名。對於這類問題，王直並沒有盲目的採用，而是聽從了楊崢的建議，對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閱資料，然後結合史書前後，細細推演，再者進行考證，這些問題都得到了極好的完善。
當然了，這些問題，並不是大問題，最讓編修人頭疼的莫過於，朱元璋在讓人修《元史》時，列傳照抄碑誌家傳之類，取捨不當之處甚多。改寫紀年的干支，竟有誤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況，使史實完全錯亂。史料中沒有具體廟號的皇帝，改寫時弄錯的例子甚多，如將tai祖誤為太宗，太宗誤為tai祖，憲宗誤為世祖，世祖誤為憲宗等。
纂修人對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軍號、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後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后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讓他著實費了一番功夫，好在楊崢從中給了提醒，元朝當年的版圖極大，大明永樂後，下西洋的壯舉中，也帶回了不少元朝的史料，雖說多為第二手、第三手的資料，但作為參考，查錯補漏大有好處，其中的《地理志》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
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後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后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可以說這本書，其史料除採自正史外，還旁搜《元朝秘史》、《皇元聖武親征錄》、《元典章》、《元文類》和元人文集。特別是第一次利用外國史料對《元史》西北輿地作了補充，其史學價值及在史學史上的地位即由此奠定。此外，該書對舊史中護短或相互歧異之處作了大量的補正。對《元史》的錯訛、疏漏多有補正，因此這本書，比起明初要厚實的多。
整本書仍舊採用了正史紀傳體例，有本紀十八卷；列傳一百二十九卷；表二十卷；志一卷，共一百六十卷。但全書未及修完，實存一百四十六卷。本書內容起訖，不囿於元代，從蒙古族祖先興起到北元政權衰亡及漠北三大汗國的世系均有記述，在時間和空間上都突破了元史研究的傳統格局，是一部以蒙古族的活動歷程為綱的史記。本書除引正史外，還採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拉施德丁著的《史集》、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中外文史料，補充了《元史》以外的許多史實。
並對《元史》紀傳中散見的史實進行收搜、考證、充實，自撰自注，糾正了《元史》中不少錯誤。特別是有關蒙古族的起源、興起，各部情況及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欽察汗國的宗室世系、輿地等方面對前史的補正尤多。如《世紀》、《王罕、札木合傳》、《乃蠻塔陽罕列傳》、《成吉思諸弟列傳》等較詳細地記述了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統一漠北諸部等先元四朝史事；《宗室世系表》、《帖木兒傳》記錄了妥歡帖木爾汗敗北、元亡之後，北元政權的衰亡和中亞地區鐵木爾帝國的興衰；《西域傳》、《者勒蔑、忽必來、者別、速別額臺列傳》、《拙赤傳》、《巴禿傳》、《昔班傳》等傳中對蒙古興起後的三次西征、四大汗國的建立過程及其后王事蹟都有較詳細的記載。
由於作者對東北、蒙古地區有過實地考察，故對蒙古族發源地、西北、東道諸王分地的地理和中西交通“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紀傳中。大足補洪(鈞)、魏(源)二家之闕誤”(本書《凡例》)。還有些歷史事蹟，為他書所未載者，如《順帝紀》所載北京地震，即為《元史》、《新元史》等書所未見。各卷末均有史論，其中不乏精譬、新穎之見，比如分析忽必烈的功過得失，讚揚他“知非漢法不足治漢民，故即位後引用儒臣，參決大政；諸所設施，一變祖父諸兄武斷之風，漸開文明之治”。又批評他“惟志勤遠略，平宋之後，不知息民。……干戈土木，歲月不休。國用既匱，乃亟於理財，中間頗為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徒所蔽，雖知其皋而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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