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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被暴斃”李不同，由於蠻夷們在他的身上，託於什麼極大的期望，所以，他在盛京所遭受到的，不是與他的鳳林大君身份“不對稱”的折磨，就是敗降弱國之“劣等子民”的羞辱，所以，李對蠻夷們有著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大明雖亡，在朝鮮看來，大明所曾擁有的那種高度發達的儒家文明，只有在他們這裡，還在被不折不扣地繼續傳承著，因此，朝鮮堪稱是一個真正的“小中華”。而如今，“小中華”卻要永遠地淪落為一個落後的、由山林狩獵蠻民所建立起來的所謂“大清朝”的藩屬國，無論是朝鮮的君臣，還是黎民百姓，都感到痛心疾首，都不能接受。
尤其是接連幾次的胡亂，無論對朝鮮的社會、還是朝鮮的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再加上此後滿夷無休止的徵索，不僅使得李朝政府的權威一落千丈，也極大地加重了朝鮮的經濟負擔。
經濟的掠奪、政治的欺壓、文化的差異，註定終朝鮮之世，思明反清的情緒一直都將成為其社會思潮的主流。
“嗚呼。大明之亡，今為二百有餘年矣∷之不知有大明、幾矣。我東方草木昆蟲、亦莫非帝德、而既莫知有大明、則神皇之恩、亦安得知之也。”
—出自《壬丁事略》。
其中，“壬”是指“壬辰倭亂”，“丁”是指“丁卯胡亂”，“我東”即指朝鮮，而“帝德”中的“帝”，以及後面的“神皇”則都是指大明朝的皇帝——明神宗萬曆。
“……與屈膝而生犬羊，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況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則豈無萬一完城之理也。我國之於中國、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豈可忘乎。君臣之義、豈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主而鳴吉欲二其主。其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出自“丙子虜亂”，朝鮮仁祖李及臣下被滿洲人圍在南漢山城中，最後不得不締結城下之盟，向滿夷後金稱臣時，朝中儒臣、吏判鄭蘊地諫止上疏。
上疏中提到的“麗季”，指朝鮮李朝之前的高麗王朝，高麗曾先後臣服於金元，鄭蘊在此提到高麗，顯然是在勸阻李不要學高麗做出背主的不忠不義的醜惡行為。上疏中所提的“鳴吉”，則指的是那些欲出城主持締結城下之盟地朝方官員們。
“尊周自尊周也∧狄自夷狄也。夫周之與夷∝有分焉。則未聞以夷之猾夏。而並與周之舊而攘之也。我國臣事明朝二百餘年。及夫辰之亂。社稷播遷。明朝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倭奴而出之境。東民之一毛一發。罔非再造之恩。……”
—樸齊家著於十八世紀後半期《北驗》外篇。“尊周論”。“周”是指明朝。“東民”則是指朝鮮人。
而即便是多少年後⊙經到了近代地朝鮮。朝鮮儒臣崔益鉉談到日韓交涉地問題時。在其《騎驢隨筆》照樣還留下了這樣地議論。“……異日中國↑春秋綱目之筆者。大書其事曰‘某年某月。洋人入朝鮮。盟於某地雲而’。則是箕聖之故疆。大明之東屏。太祖大王以來∶夏變夷。制禮作樂⊥倫之邦域朝而沒於泰西之腥也。……”
文中地“箕聖”。即箕子。
箕子。中國商朝地政治家。文丁地兒子。帝乙地弟弟。紂王地叔父。官封太師。封於箕（今山西太谷≤社一帶）。名胥餘。他曾數度勸諫紂王。但紂王不僅不聽。反而把他囚禁。周武王滅商後。命召公釋放了箕子、向其詢問治國之道。傳說箕子地晚年是在朝鮮度過地。死後被追溢為大聖王。
以上不過是區區幾例。但管中窺豹。足顯朝鮮李朝對大明天朝地忠心耿耿。其實自明亡之後。朝鮮士人不論在野在朝者。都是把自己當成了“明地遺民”。每當論及亡明°似有錐心切膚之痛。而對滿洲人。則是充滿了憤恨。
所以，在滿夷的盛京就曾寫下了“養成大拙方為智、學到如愚乃為賢”一聯以自勉的李自繼位伊始，就順應朝野民意，對朝中那些親清的官員痛下殺手。他不僅清洗了朝內兩班中主降的親清集團“功西派”，還大批起用了那些對滿夷曾經堅決主戰、且親明的清西派官員，使得朝鮮朝野“反清復明”地運動一時達到了最**。
此時，清西派的首領宋時烈，還大膽提出了“北伐論”，呼籲李朝政府厲兵秣馬，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協助天朝南方正在與胡虜做著最後抵抗的南明朝廷，光復天朝。
以下是朝鮮史書《~林》所收錄的李與宋時烈地一段“帷對說話”：
……上喟然曰：“……彼虜有必亡之勢。……虜中事，予料之熟矣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故欲養精炮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俟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乎？……”
對曰：“聖意如此，非但我東，實天下萬世之幸。……”
這是一六五九年，李與朝臣宋時烈的一次密談。在這個時候地李，
定決心要養一支精銳、敢死之兵，聯合臺灣的鄭氏、本，等待時機，出兵北伐。
不僅如此，對於在兩班大臣中存在著地“萬一蹉跎，有覆亡之禍，則奈何”的種種擔心，李也毅然決然地予以了回應，“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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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他也會接著給大家一個寬心丸，“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由於朝鮮君臣上下一致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
而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所以，李地決策深得朝野的廣泛支持。
為了實現北伐大計，李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在他和群臣的努力下，駐漢城地都城御營廳軍由七千猛增到兩萬一千人。禁軍也由從前的六百名增加到了一千名，並全部都改編為騎兵‰此同時，他還指示御營廳，大量地建設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要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一萬，御營廳軍增加兩萬。
遺憾的是，李出師未捷身先死，而隨著李的逝去，隨著臺灣淪陷、中國本土的反侵略勢力徹底崩潰，再加上親明的清西派分裂，新地一輪黨爭開始等等自身的諸多因素，作為實際行動綱領的朝鮮北伐大計最終被束之高閣，成了一場永遠地夢。
儘管如此，一七零四年甲申，也就是明朝滅亡的六十周年，李的孫子、肅宗李在太牢大規模祭祀崇禎皇帝。同時，他又命漢城府在其王宮的後苑春塘臺設“大報壇”，祭祀神宗皇帝萬曆。
“大報”出於《禮記》郊特牲，是郊天之義，而兼有報德之意。
一七四九年，英宗李又將明朝太祖、神宗（萬曆）、毅宗（崇禎）三帝共同供奉於大報壇，並分別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舉行隆重的參拜儀式，以表達對天朝出兵援朝的無比感激之情，以及對明朝滅亡的無限傷痛。這種祭祀活動並由此延綿下來，從不間斷。
此外，朝鮮還有祭祀諸葛亮、岳飛、文天祥地三忠祠，還有祭祀著天朝出兵援朝的將領—楊鎬、李如松等人的宣武祠。
有人說，朝鮮北伐的流產，對朝鮮本身來說應該是個大幸之事，他們的道理是儒臣議論朝政，往往總是容易從道德出發，而不顧自身的實際。說這話的人甚至還在叫囂，在當時的朝鮮一方，藉著明朝滅亡，本來是有了一個調整對滿夷地外交政策的大好良機，但是，“反清分子”卻利用朝鮮民族對滿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義的外交，延緩了“兩國”關係的改善。鬧了半天，在這種地眼裡，本是天朝一部分的朝鮮為了光復天朝地北伐大計，卻成了為了名分而戰的齷齪行為。
對這種妄言，小女子絕對不敢芶同。
難道考慮和尊崇道德不對？強盜們殘害了你地父母，毀滅了你的家園，難道就因為強盜們地勢大，你就可以丟棄一切道德的約束，可以忘掉一切所謂虛無縹緲的“名分”，而甘願去與強盜們嬉笑言歡，甚至不惜出賣一切才順應天理？
女子不談國家，不談天下，只談人。道德畢竟是一個人的底線，那也是作為一個人，絕對不容被突破的底線。
還有人說朝鮮的所謂祭祀把戲，不過都是在玩弄小國與大國之間的外交手段而已，說穿了，還是為了朝鮮自身的利益。
女子又沒了，難道只有一個連祖宗都可以徹底忘記，天天忙著挖祖墳的人，才算的上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真正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到了這裡，還應該捎帶上一筆的是，就在李念念不忘大明天朝的恩德，秘密而艱難地籌劃北伐之際，霸佔了天朝大好河山的滿夷“大清國”，曾分別於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五八年，兩次要求朝鮮出兵，協助“大清國”在東北作戰，掃蕩入侵黑龍江流域的沙俄——那又一個對中國饞涎欲滴的侵略者。
為了內心中的天朝領土不遭塗炭，此時的李卻完全一改對“大清國”的種種推諉之態，毫無二話地抽調精銳鳥銃手與“大清**”組成聯軍，共同抵禦沙俄的入侵。在兩次反擊沙俄侵略軍的作戰中，朝鮮軍戰功卓著，以犧牲八人，傷二十五人的代價，完成了他們對心底裡的那個天朝所應付的責任。
這是一個沒有軟骨病的李朝朝鮮，這是一個真正懂得什麼才是“感恩之心”的李朝朝鮮，儘管他們弱小，儘管他們貧窮，儘管在強大滿夷勢力的壓迫下，也做出過一些傷害了他們的“天朝”的事兒，但他們依舊還是值得後世所讚譽的。
當然，激動的李應在表白了一番朝鮮及自己的忠誠之後，也會忘記提到在那場直接導致了朝鮮徹底地喪失了自我的兩次胡亂中，天朝居然自始至終卻都是採取了一種令朝鮮痛苦遺憾至今的、難以想象的見死不救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