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夏扎旺秋傑波講起西藏派系之間的暗中爭鬥，隨後又提到目前西藏所承受到的更為嚴酷的問題直就對西藏野心勃勃的廓爾喀（尼泊爾）軍多年來不斷對西藏進行騷擾，邊境糾紛層出不窮。而今年初，這些惡狼趁著滿洲人窮於應付太平天國軍隊、無力旁顧之際，兵分兩路大舉入侵西藏，進攻並佔據了聶拉木和宗喀，將聶拉木再次佔據。只是由於廓爾喀人見我們不惜血本地向通拉山（今定日西南）的策墊軍營增派前藏的僧俗官兵，再加上天氣嚴寒，於他們不利，這才被迫要求和談。哪裡知道，那個混蛋的滿洲駐藏幫辦赫特賀居然不顧我們的一再反對，與該死的廓爾喀人簽訂了一個所謂的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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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些條款，西藏不僅需要每年付給廓爾喀的饋金要達一萬盧比，還要對自由出入西藏的廓爾喀商民們不能抽取商稅、路稅及各種稅捐。更可恨的是條約裡寫進去了類似必須允許廓爾喀一方派出高級官員進駐拉薩，廓爾喀人可以在拉薩開設店鋪，任意售買各種物品。而拉薩轄區內的廓爾喀商民或加德滿都回民如有爭執，不容西藏官員審訊等等有辱國威及西藏噶廈政府權利的條款內容。
即便如此，廓爾喀人表面上說，一定會按照條款陸續撤走其在布朗、絨轄和吉隆、宗喀、聶拉木、達爾結嶺、拉孜各地的駐兵。但是，他們嘴上一套，暗地裡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由於我們堅決不願意與英吉利人裹在一起，屈從於他們的蠱惑搞什麼所謂“大藏國”，英吉利人狗急跳牆。在他們的挑唆和指使下，貪婪成性的廓爾喀人不僅沒有撤走軍隊，反而於數月前再度起兵，與藏區那些藏奸們遙相呼應，大肆侵佔我西藏土地，殘殺我藏民子孫。
而與此同時，向來遵從於英夷，曾經因為侵佔我拉達克地域被我藏軍“多玉”之戰中打得屁滾尿流的森巴人（道格拉部落），撕毀十四年前的雙方和平協議，又勾結其傀儡克什米爾大君及錫克王國，再次進入拉達克，拉達克的國王被其兇殘地殺害……
“……諸位大人，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再次去阻止這些餓虎野狼們的卑鄙無恥行徑了，如果真的叫英夷的目的得逞，那將是西藏的一場大災難。”
寫到了這裡，或許有人會感到不以為然，還會嘲笑筆者，這根本不可能。西藏的活佛、貴族們，會真的傻子似的情願把他們的西藏雙手奉獻給太平天國政府？
下面我要告訴大家，那個時候的西藏，沒有藏獨勢力的存在，全體西藏人民，包括達賴、**及西藏噶廈政府在內的政教上層，還有西藏的貴族們，毫無例外地都是抵禦所謂的“西洋文明”的鬥士，雖然他們敗了，而且敗得很慘烈，最終沒有抵擋得住“西方文明”，西藏的大門還是最終被“西方文明”開啟了，但是，他們畢竟曾經實實在在地盡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可憐的西藏，恰恰就是因為“西方文明”的到來，到底應了西藏各界人士最初的意念，也就是現在夏扎旺秋傑波的擔心，西藏不僅掉進了災難的漩渦，還誕生了“藏獨”。
鴉片戰爭後，滿清的駐藏大臣、幫辦大臣多為平庸無能或被貶殊之人，不僅政績平平，更有人賣官鬻差、大肆勒索，而少數賢能的官員因抗英卻被免職，這就大大降低了駐藏官員在藏人中的威信。而且，腐敗清政府的那種一貫對外的妥協投降政策，同樣為西藏地方政教上層所不滿，他們與駐藏大臣的關係也不斷惡化的同時，開始不斷透過“春都”（即民眾大會）影響噶廈政府，而駐藏大臣對藏事的影響卻越來越逐步地被減弱。
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和一八七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頂點，開始轉向帝國主義過渡。而這個時候的滿清政府，卻在與西方列強的一系列較量中遭受到慘敗之後，從最初的抗拒洋人，變成了打心眼裡懼怕洋人≮是，在西方探險家們紛紛要求他們的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允許他們對西藏進行“考察”的浪潮中，作為第一號世界強國的英國，自然不甘落後，也進一步加強了它打入西藏市場的活動≮是，在一八七六年訂立的中英煙臺條約中，在有關西藏問題的專款上，無能的清政府也就給了英人派員入藏的權利，一八八五年，英國以此為依據開始組織商務代表團進藏。
令貪婪者們沒有想到的是，早已經把西方列強視為貪婪的豺狼和魔鬼的藏人們，卻一直堅決不買滿清政府的帳，即使洋人拿著清政府總理衙門發給的護照，也根本不許他們進藏。早在一八七九年以達賴和**為首，率全藏四十八個僧俗機構與“前後兩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屬寺院僧俗地方大眾頭目”就聯名向清廷上了一個“全藏公稟永遠不準洋人入境”的請願書，對滿清政府准許洋人進藏，並“發給路照牌票”表示反對：
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嚨呼圖克圖恭奉達賴喇嘛**額爾德尼率領闔藏眾呼圖克圖三大寺堪布新舊佛公、臺吉、僧俗番官軍民人等公具切實甘結，懇請欽差駐藏辦事大臣松代為奏諮事。伏查洋人入藏遊歷一案，屢接駐藏大臣譯文內稱，立定條約，準其入藏，奏明之件，萬無更改。各國到時，漢番一體照護，勿滋事端等因、面奉屢次剴切曉諭，遂將藏中向無洋人來過，並習教不同，恐於佛地有礙∝藏僧俗大眾公立誓詞，斷不準其入藏，情甘具結，實在情形，大眾苦衷，懇求駐藏大臣代為諮報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興黃教，保護佛地，何能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豈敢執意抗違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實非善良之輩，侮滅佛教，欺哄愚人，實為冰炭，斷難相處。茲據闔藏僧俗共立誓詞，不準放入，出具切結。從此世世不顧生死，永遠不準入境＄有來者，各路派兵阻擋，善言勸阻，相安無事＄或逞強，即以唐古忒之眾，拼命相敵。諒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護黃教，斷不致被其欺壓而遭不幸也。謹將闔藏僧俗官民大眾公議苦衷傷心情形，出具切實甘結，特求駐藏大臣代為奏諮，切望皇恩無疆以救闔藏眾生之性命也，謹呈。
縱然是在一八八八年的隆吐山一戰中（為阻止英國人入侵，西藏地方軍隊在隆吐山設卡，但英帝國主義誣稱藏軍越界設卡，挑起戰端。為維護我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西藏僧俗民眾萬眾一心、奮起抵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抗英鬥爭）戰敗之後，依然信心不改，不承認滿清政府與英人簽訂的有損藏區利益的所謂議和條款，“前後兩藏上下南北康藏各屬寺院僧俗地方大眾頭目”等又聯合上了一份請願書，誓言“如果外國之人開端入藏，無論由藏屬上下南北何路而來，即用善言溫諭，斟酌勸導，若能聽從轉回則可，不然小的合藏僧俗大眾，縱有男盡女絕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
對全體藏人而言，禁止洋人進藏，這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性決定，而是成為了他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一種本能。無論駐藏大臣怎麼勸導?朝廷曾有命令，如若對藏人阻礙洋人在西藏的自由行為勸導不成，駐藏大臣將遭到朝廷的嚴厲處分），也不能改變藏人對洋人的恐懼和堅決勢不兩立的信念。
於是，一八八八年的英國第一次對西藏的入侵爆發，英國人從滿清的駐藏大臣那裡，英人於一八九○年輕易地拿到了比《中英煙臺條約》更富侵略性、更優惠的《中英藏印條約》，還有一八九三年的《中英藏印條約續約》。《中英藏印條約續約》亦稱“通商、交涉、遊牧章程”，正是透過這個不平等的條約，清廷的投降政策使得西藏最終淪為了一個半殖民地。
透過這個條約，英國人在通商和其他經濟問題上得到了巨大的特權＄“所有該商民之身家貨物，皆須保護無害”，英人有任意透過哲藏邊界及享受五年之內貨物免納進出口稅的權利，即便是對五年之後，“續約”也只規定了“或可由兩國國家酌定進出口稅，照章納稅”。“續約”中還規定，“凡英國商民在藏界內與中藏商民有爭辯之事，應由中國邊界官與哲孟雄辦事大員面商酌辦……如兩邊官員意見有不合處，須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國律例辦理”。
而與此恰恰相反的是，“續約中卻”規定“凡藏人仍在哲孟雄遊牧者，應照英國在哲孟雄隨時立定遊牧章程辦理”，西藏人民由此失去了傳統的在哲孟雄自由放牧的權利。“續約”裡還規定，在亞東“開闢通商，任聽英國諸色商民，前往貿易”，“英商自亞東貿易，自交界至亞東為止，聽任隨意來往，不須阻攔，並可在亞東地方租賃棧所。中國應允許所建住房棧所均屬合用”。
但是這一切還遠遠滿足不了英國魔鬼的狼子野心，其後的一九○三年，又有了那場更大規模的入侵，也就是在印度總督寇松的策畫下，一個堪稱是外交史上奇蹟大型武裝“使團”攜帶著機槍大炮，以所謂的現代文明傳播者的名義，開始大踏步地向西藏境內挺進路之上，他們粉碎了還拿著“中世紀武器”“軍事素質低下”的藏族僧俗民眾們的奮勇抵抗，最後，僅以微弱的代價，順利進入拉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這前後，還發生了那些“趣聞軼事”。
繼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後，聰明的英國人就發現，要想真正“解決”西藏的問題，單單依靠那個會在任何協議上簽字畫押的大清政府，那是遠遠不夠的≮是，他們開始想方設法與實際掌握著西藏大權的十三世達賴活佛建立起所謂的“互信”而，十三世達賴沒有給他們這種機會≮是，他們又寄希望於能首先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間建立通訊的渠道，來相互溝通而，印度總督寇松連續數次致信都得不到達賴的任何回答八九九年寇松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信，居然還在六個月之後，被原封不動地退還給了他本人，西藏的官員明確表示，鑑於活佛對洋人的極度仇視，他們根本就不敢向上轉呈來自洋人的任何東西。無奈之下，寇松曾委託專人去跑拉薩親自送信，可達賴喇嘛照樣拒絕予以答覆，連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時，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就在浩浩蕩蕩、威風凜凜的“武裝使團”殘無人道地對藏區軍民進行著大屠殺的時候，當年的英國《每日郵報》派出的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他後來寫的書中曾經這樣地為他們的“使團”辯解：藏人十分固執自信，直到教訓了他們多次之後，他們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裝起來的烏合之眾和英王的軍隊差別太大。根據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很顯然要不是我們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我們就不會有任何進展。格玉的屠殺只是將無法避免的事件給提前了。是由於藏人的愚蠢，才使我們捲入了戰爭的旋渦—想讓他們認識到英國是一個真正強國，英國的軍隊需要認真對付，就非得殺掉他們幾千人，否則就沒有指望。
那麼，面對西藏正在被野獸們的鐵蹄踐踏之際，此時的“大清”在做什麼？
令你想象不到的是，當時的滿清駐藏大臣有泰，竟然也有著和英國人極其相似的想法。他在給清政府外務部的電報中，把英軍的進犯和勝利當作迫使藏人服從清朝的一個機會，“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戰，任其敗，終不能了局.……倘番眾果真大敗，則此事即有轉機，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從吾號令也……”有泰認為西藏戰敗可以給藏人教訓，也可以證明咱大清和駐藏大臣的投降和妥協政策是多麼的正確，因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曾反覆地警告過藏方，要避免釁端，要與英國人磋商妥協，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則戰爭一經開始，後果必定是慘重的。既然你藏人不聽，拒絕與英國人談判，也不讓駐藏大臣調解，自嘗苦果就是活該。所以，有泰在戰事緊迫、藏軍連連大敗之時，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隔岸觀火，甚至還有心思帶著手下人給他買來的西藏女人，到拉薩附近的柳樹林裡唱歌跳舞，瀟灑走一回。
一九○四年的八月二日，踏著血泊前進的英國“使團”開進了他們的目的地――拉薩。年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帶領可憐的一小股隨從，被迫流亡蒙古。面對著高聳於拉薩上方的布達拉宮輝煌金頂，英國人發著難以抑制的自豪之感和對西藏人的蔑視，“喇嘛用盡了他們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攔我們，他們依靠中世紀的武器和各式各樣的雜牌現代武器同我們較量，他們舉行了求助於天的儀式，整天誦經，一本正經地詛咒我們，然而我們還是過來了。”
駐藏大臣有泰不僅沒跑，而是興高采烈地牽牛拉羊“犒勞”佔領了拉薩的這些英勇的英軍將士僅如此，還早在英軍走在血泊中的時候，他就寫信對英國人的“長途跋涉”表示深切的慰問，說他曾向達賴喇嘛力爭，不應該對送給我們西洋文明的英國朋友們“無禮至此”，並為藏人的野蠻和無禮“深引為羞辱”。
在拉薩，有泰和那位一直渴望著為大英帝國建功立業的冒險家和“意志堅強”的帝國司令官榮赫鵬真是相見恨晚，從見面伊始，倆人就互相傾訴著對藏人的仇視和厭惡，他們共同認為“藏人實一極端頑固之民族”⌒泰對因西藏人的抵抗給英軍造成的“困苦之經歷”，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赫鵬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餘因過去數年中迭與頑罐昧之藏人作長時無謂之晤見，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後來，由於有泰的這種醜惡行徑嚴重破壞了大清的形象，大清政府將有泰撤職查辦，榮赫鵬還對此痺非常的不滿，認為中國任命駐藏大臣，就應當選用有泰這樣的一流人物。
在英國入侵者的槍炮下和鐵蹄下，在那個自稱是天朝上國的大清善意庇護下，西藏對外開放的大門終於被開啟了。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光輝照耀下，西藏的貿易額幾乎以一年一倍的速度在遞增。
可是，西藏到底從這種開放中真正得到了什麼呢？
在拉薩的市場上，暢銷著由英國和英領印度輸來的呢絨、鼴皮、細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價的英國商品。每年都有總值約四萬到五萬盧比在拉薩滯銷的英國商品，還要被運往更深入的康定和昌都。在大肆傾銷的同時，英國人還利用公開的詐騙和不等價的交換，開始大肆掠奪西藏的原料。他們低價收購西藏原料，高價在西藏出售英國的輕工業品和半製成品。從西藏出口的皮革價格比英國的低十一倍左右，羊毛價格低四倍多……
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
英國正是如此，他們不但力圖保持西藏農奴主的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而且還和西藏農奴主互相勾結，共同剝削和壓榨西藏的廣大窮苦農牧民，干預其經濟和政治。他們在西藏的各大城市駐有軍隊並建有軍事設施。在亞東、江孜等地，以護商為名，都駐紮了他們軍隊，並設有“護商代表公署”。
《康藏軺徵》中這樣介紹，“江孜為英人侵藏大本營，有郵局、有電報、有軍隊、有醫院∈局純為英國人商辦，既未得藏政府之許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監督，雖事務員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權則操之外人手中，郵票亦直用英國式，與南滿之日本郵筒遙相對，且一過江孜，即遍設驛站，兼備英國官員之食宿”。而英國在江孜和蝦士莫等地所建築的房屋，既不用付給西藏噶廈政府地稅，又不付給地價，隨意可以自動割取。江孜，建有堅固的軍事堡壘，架有通往亞東、嘎倫堡的電報線，又將由印度引來的電線架到拉薩。
西藏的財政金融，同樣被英國操縱著，使廣大的農牧民遭受到更加嚴重的損失＄原藏幣十元，一般可換銀元十塊，但自西藏財政為英人操縱後，藏幣就只能換回銅元十八枚。
為了培養他們忠順的奴才，英國“慷慨而善良”地資助西藏留學生，並舉辦訓練班，由英人滴教練，專門訓練那些貴族子弟。
透過這一切狡詐的手段，英國得到了一些反動的大農奴主死心踏地擁護，他們不僅贊同英國在西藏駐軍，開商埠，享有商品免稅進口和不受檢查等特權，甚至還為英貨無償派烏拉運輸，連英國人在江孜燒的柴草，在拉薩用的木炭，也都規定由農奴供給。特別是一九○八年的《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中還規定，英國在西藏有治外法權、會審權，允許英人“在各商埠內租地建築貨棧”等。
而對於中國和藏區的人民來說，得到的卻是一場大災難，這種災難，將會一直蔓延下去，百年之後，依然陰魂不散、國人帶來的西方文明，大大削弱了西藏同內地之間的經濟聯絡，使得內地與西藏之間的貿易銳減，並且嚴重地破壞了西藏的農牧業生產，打擊了西藏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西藏亞東自開闢為商埠以後，有將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拋棄了農業生產，而去從事運輸、旅館、堆疊各業，有資金者自行開業，無資金者去這些行業充當工人或僕傭。每年約有兩三千匹騾馬用於商業馱運，使亞東出現草比糧貴的怪事。多數的地方田園荒蕪，嚴重缺糧，只好從國外進口糧食和生活必需品n於許多牧民和牲畜都被抽出馱運外貨，使農牧業不但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有時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了，農牧業生產的技術長久停留在原始耕作和放牧方式上。而西藏的手工業本來就工具簡陋，技術落後，面對英國機器生產，根本無力競爭。在洋貨源源流入、充斥整個西藏市場的衝擊下，大批的手工業作坊紛紛破產。
貧窮和無助，使得災難深重的西藏，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的一百多年裡，人口整整減少了五分之三。這就是西方文明帶給西藏人民的好處。
英國帶來的文明，大清政府的腐敗，除去美壞了那些反動的既得利益獲得者――大奴隸主們之外，還養活出來了一個新興的精英階層，這就是以出賣祖宗為榮的買辦。正是在這些吃過洋麵包、喝過洋牛奶之後，自認為已經成了西藏的救世主的搖尾巴狗一樣跟在洋主子後面，瘋狂吞噬自己母親身上的那寶貴血液的藏奸們，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口號下，把一塊骯髒的尿布，演繹成了藏奸們理想中的藏獨聖旗。直到今天，這塊尿布還在噁心著我們這個被“大清”整治得早已不知道什麼才叫美和醜陋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