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萬萬不可啊大王！”子幹趕緊跳出來勸阻道，“奇襲郢都，無異於往火坑裡跳！送死之舉！王上豈能拿我大宋士卒的性命開玩笑？”
“寡人是認真的！”
宋王偃瞪著眼睛道：“破楚之事，勢在必行！若是郢都不破，我宋軍不戰自退的話，那麼之前吾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白費，前功盡棄！我們大宋的兒郎們的血，不能白流！奇襲郢都，甚是冒險，但並非不無可能！”
聞言，子幹哭喪著臉道：“王上！三思啊！欲破郢都，談何容易？當年的孫子千里破楚，五戰五勝，方可入郢，而今王上異想天開，欲畢其功於一役，一戰破郢都！便是孫武在世都無可能呀！”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有：“（吳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這裡所說的“西破強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發的著名的吳楚柏舉之戰。
吳國是春秋晚期勃興於南方地區的一個國家，它在發展過程中，與南方地區的強國楚國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長期付諸武力，兵戎相見。
從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來之戰”起，兩國之間在短短的60餘年時間裡，曾先後發生過十次大規模的戰爭，其中吳軍全勝六次，楚軍全勝一次，互有勝負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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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趨勢是，吳國逐漸由弱變強，開始佔據戰略上的主動地位。它終於導致了吳楚兩國決定戰爭勝負的“柏舉之戰”。
吳王闔閭是一位英明有為的君主，他即位以後，勵精圖治，發展生產，改良吏治，整軍經武：“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並大膽起用伍子胥、孫武、伯等外來傑出軍政人才，積極從事爭霸大業。
這時，西方的強楚，就成了吳國勝利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換句話說，也就是只有在過去積小勝的基礎上，從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國，闔閭才能實現自己成為中原霸主的夢想。吳楚戰略決戰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吉人自有天助”，楚國當時的現狀，為闔閭夢想得以實現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契機。
進入春秋以來，楚同晉國長期征戰，爭霸中原，搞得民疲財竭，國力中衰。同時楚國內部政治黑暗，軍事無能，民眾怨憤，君臣離心，也給敵國創造了可乘之機。
所以說，當時的楚國雖然貌似龐然大物，餘威尚存，可其實早已是外強中乾，是經不得風雨飄搖的，吳楚柏舉之戰前夕，楚國實際上已經處於戰略上的被動地位了。
當然，從整體實力上來說，楚對吳還具有一定的優勢。所以當公元前512年闔閭第一次提出大舉攻楚的戰略計劃時，睿智的孫武即以“民勞，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勸阻。
不過吳國君臣並未消極地守株待兔，他們的厲害，就在於他們從不消極等待敵方出現破綻，而是積極運用謀略，主動創造條件，完成敵我優劣對比的轉換。
為此，它首先伐滅楚國的羽翼徐和鍾吾這兩個小國，為進而伐楚掃清道路。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採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誤楚”的高明戰略方針。具體做法是，將吳軍分為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痺敵手。
這一措施實行了六年有餘，吳軍先後襲擊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附近）、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軍疲於奔命，鬥志沮喪。
同時，吳軍這種稍嘗輒止、不作決戰的做法，也給楚軍造成錯覺，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騷擾”而已，而忽視了吳軍這些“佯動”背後所包藏的“禍心”，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給楚國致命一擊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這年秋天，楚國大軍圍攻蔡國，蔡在危急中向吳國求救。另外，唐國國君也因憤恨於楚國的不斷侵凌勒索，而主動與吳國通好，要求助吳抗楚。
唐、蔡兩國雖是蕞爾小國，但位居楚國的北部側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吳國透過和它們結盟，遂可以實施其避開楚國正面，進行戰略迂迴、大舉突襲，直搗腹心的作戰計劃。
同年冬天，吳王闔閭親率其弟夫概和謀臣武將伍子胥、伯、孫武等，傾全國3萬水陸之師，乘楚軍連年作戰極度疲憊，東北部防禦空虛薄弱之隙，進行戰略奇襲，吳軍溯淮水浩蕩西進。
進抵淮（今安徽鳳台附近，一說今河南潢州西北）後舍舟登陸，以3500精銳士卒為前鋒，在蔡、唐軍配合導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透過楚國北部大隧、直轅、冥三關險隘（在今河南信陽南），挺進到漢水東岸。
取得“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戰略效果。這堪稱實踐孫武“以迂為直”原則的傑出典範。
楚軍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倉猝應戰。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軍趕至漢水西岸進行防禦。兩軍隔著漢水互相對峙。
楚軍中左司馬沈尹戍是一位頭腦冷靜的優秀軍事指揮家。他針對吳軍作戰的特點，向統帥囊瓦提出如下建議：由囊瓦率楚軍主力沿漢水西岸阻擊吳軍的進攻，正面牽制吳軍。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縣境），徵集那裡的楚軍，迂迴到吳軍的側後，毀壞吳軍舟楫，阻塞三關，切斷吳軍的歸路。爾後與囊瓦所率的主力實施前後夾擊，一舉消滅吳軍。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議，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後，卻又聽從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撥慫恿，出於貪立戰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戰計劃，採取冒進速戰的方針，不待沈尹戍軍完成迂迴包抄行動，即擅自單獨渡過漢水向吳軍進攻。
吳軍見楚軍主動出擊，大喜過望，遂採取後退疲敵、尋機決戰的方針，主動由漢水東岸後撤。囊瓦果然中計，尾隨吳軍而來，自小別（在今湖北漢川東南）至大別（今湖北境大別山脈）間，連續與吳軍交戰，但結果總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氣低落、軍隊疲憊。
吳軍見楚軍已陷入完全被動的困境，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同楚軍進行戰略決戰。
十一月十九日，吳軍在柏舉（今湖北漢川縣北，一說湖北麻城）列陣迎戰楚軍。闔閭弟夫概認為囊瓦素來不得人心，楚軍無死戰之志。因此主張吳軍立即主動發起攻擊。指出，只要吳軍一進攻，楚軍就必然潰逃，屆時再以主力投入戰鬥，必能大獲全勝。
但闔閭出於謹慎而否決了夫概的意見。夫概不願放棄這一勝敵的良機，便率領自己的五千部屬奮勇進攻囊瓦的軍隊。楚軍一觸即潰，陣勢大亂。闔閭見夫概部突擊成功，乃乘機以主力投入交戰，擴張戰果，大勝楚軍。
囊瓦失魂落魄，棄軍逃奔鄭國，史皇戰死沙場。
楚軍主力在柏舉決戰遭重創後狼狽向西潰逃。吳軍及時實施戰略追擊，尾隨不捨。終於在柏舉西南的清發水（今湖北安陸西的水）追及楚軍。
吳軍“因敵制勝”，用“半濟擊”的戰法，再度給渡河逃命中的楚軍以沉重的打擊。吳軍繼續追擊，至雍（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鍋造飯的楚囊瓦軍殘部，大破之。並與由息（今河南息縣西南）回救的楚軍沈尹戍部遭遇。經過反覆激烈的拼殺，楚軍又被戰敗，主將沈尹戍傷重身亡。
至此，楚軍全線崩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吳軍面前。吳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五戰五勝，於十一月二十九，一舉攻陷郢都。楚昭王悽悽慘慘，惶惶如喪家之犬逃往隨國（今湖北隨州）。
柏舉之戰遂以吳軍的輝煌勝利而告終結。至於吳軍入郢後上下忘乎所以，縱暴郢都，內訌迭起，在秦楚聯軍的反擊下，軍事、政治均陷於被動，最後被迫退回吳國，那已是後事了。用孫武自己的話來說，這便是“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
柏舉之戰是春秋晚期一次規模宏大、戰法靈活、影響深遠的大戰。
吳軍靈活機動，因敵用兵，以迂迴奔襲、後退疲敵、尋機決戰、深遠追擊的戰法，一舉戰勝多年的敵手楚國，給長期稱雄的楚國以十分沉重的打擊，從而有力地改變了春秋晚期的整個戰略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進而爭霸中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吳軍的取勝，首先是修明政治、發展生產、充實軍備的結果。其次也是善於“伐交”，爭取晉國的支援和唐、蔡兩國的協助的產物。
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於其作戰指導上的高明。
一是採取疲楚誤楚的正確策略，使楚軍疲於奔命，並且鬆懈戒備；
二是正確選擇有利的進攻方向，“以迂為直”，乘隙蹈虛，實施遠距離的戰略襲擊，使楚軍在十分被動情況下倉猝應戰；
三是把握有利的決戰時機，先發制人，一舉擊敗楚軍的主力；四是適時進行戰略追擊，不給楚軍以重整旗鼓、進行反擊的任何機會，最終順利地奪取戰爭的勝利。
楚軍的失敗，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於其政治腐效、內部動亂、將帥不和、四面樹敵、自陷孤立。
從軍事上看，則在於其疏於戒備，遭致奇襲；在於其主將貪鄙無能，臨戰乏術；在於其輕率決戰，一敗即潰。
宋王偃詰問道：“既然孫武為將，千里破楚，五戰五捷，何以我宋國無人可行？我宋國無人乎？無勇者乎？”